经济转型期待跨越“三道坎”

最近在各地调研时了解到，“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由于传统思维、传统模式的惯性作用，一些地方的工作仍存在着“过度追求GDP、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三大问题。有专家指出，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跨越这“三道坎”。

GDP：焦虑在心实难改

“省里确定GDP目标后，市县都要高出一截制定本地目标，但这需要大的项目拉动才能实现。干部们很发愁啊！”记者在西部采访时，一位县负责人说。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GDP增长目标存在一种金字塔现象中央确定的增速是塔尖，到省、市、县则逐级增大。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干部心里存在强烈的“GDP焦虑”。

黑龙江省发改委常务副主任王冬光对记者说：“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发展如果再跟不上，就会掉队。我们现在位居全国中游，如果不加快发展，排在后面的省份很可能超过我们。”

分析部分地区“十二五”规划可以发现，除了少数发达省市的GDP增长目标低于10%，大多数省份的增长目标仍在两位数，还有青海、广西、四川、贵州、黑龙江等10个省份提出未来5年“总量翻番”，年均GDP增长近15%。

记者调研时，一些地方的负责人坦言，“十二五”期间必须加快发展，背水一战，没有退路。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向记者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仍存在过度追求发展速度的惯性，“转变发展方式”主题不突出，具体举措不明确。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指出，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7%，其背后需要多少能源、资源、运力支撑，需要投入多少货币等，都是经过科学测算的。而在一些地方，发展目标用什么支撑，尚存疑问。如果一味强调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投资：一招鲜难再吃遍天

增长靠投资、投资靠项目、项目靠招商、招商靠卖地……对于一些地方来说，驾驭“投资”这驾“马车”显然要轻松一些，轻车熟路，而驾驭“启动消费”这驾“马车”则办法不多。

记者在调研时了解到，“十一五”期间，一些地区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为“十二五”开局之年继续追求“投资拉动”带来了惯性。辽宁省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表明，2010年辽宁地方生产总值为1827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4.1%，而同一时期辽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043亿元，比上年增长30.5%。最近3年，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在1万亿元以上，这给提高投资的效益和质量带来较大的“惯性困扰”。今后几年，投资仍是这个省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同时，为追求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部分中西部省市的投资冲动也很明显。如有的省提出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要在25%以上，并提出“投资是第一拉力，项目是发展基石”的口号；有的省则明确提出，要确保“十二五”期间投资成倍增长，具体实施方法则是“以大项目带动大投资、以大投资带动大发展”。

据调查，高投资率已经造成部分产业出现过剩苗头，纺织、建材、五金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部分新兴产业也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如汽车行业，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9年底我国整车产能1359万辆，在政策刺激下实现销售1364万辆，基本实现供需平衡。而至2015年，全国规划汽车产能达3124万辆，这远远大于中国汽车协会预测的2500万辆的市场需求。

投资的快速增加不仅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和各项投入，也伴随着大量的土地等资源消耗。西部一个县的国土局局长说，去年省里批给这个县新增用地指标35公顷，实际去年这个县上报了300多公顷。最后，这位国土局长往返省城100多次，争取到了212公顷。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等分析认为，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一批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将集中开工，加上前几年大规模开工项目投资增长惯性较强，局部地区、个别行业投资过热的可能性非常大。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投资过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从信贷看，今年1月份新增1.04万亿元，仅第一周的新增信贷额就达5000多亿元。信贷高企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投资的贷款需求强劲，虽然二三月份有大幅降低，但预计全年可能会突破8万亿元。

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依赖投资拉动的倾向仍十分明显。东北某省的发改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地方政府由于无法制订刺激内需、拉动消费的宏观政策，也没有货币发行、调整利率等市场手段，要搞经济、出政绩，只能依靠投资和压指标。投资想慢都慢不下来。

有专家提出，过度依赖投资将对我国抑通胀、调结构、稳增长、开好局的经济工作大局带来压力，需加大投资引导力度，优化投资结构，同时挖掘消费潜能、搞好出口，以扭转投资依赖惯性。

政府：能否该出手时才出手

在过度追求增长和投资饥渴的双重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深度介入，“有形之手”频频显形，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配角”。

辽宁省建昌县在去年10月通过招商引资与河北一家企业签订了干红葡萄酒生产项目合同，想在县里的11个乡镇发展酒葡萄20万亩。为此，今年4月初，这个县的有关乡镇出动大型机械，在农民的田里犁出来一道道深沟，强迫农民种植酒葡萄，引起部分村民强烈不满。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调整了原来的工作方法，让农民自主选择春耕作物。

不少地方制订了明确的投资计划指标，下级政府不得不祭出“有形之手”。据记者了解，有的省以责任状的形式，规定省长和10多个地级市的市长今年将共同完成“十大产业”900多亿元的投资额。

为完成经济增长和投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搞“全员招商”，一些地区通过“零地价”“左手进、右手还”等方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个别地区甚至出台“培训补贴费”“企业开办费”等名目繁多的财政补贴政策吸引投资。在一些外商投资的项目中，政府的隐形财政补贴额甚至占到投资总额的5%至1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在进行产业规划时，乐于投入财政资金大力发展园区经济，但由于思路不清，只是把基础设施建了起来，却没能引进好项目和企业，园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苗头。中部地区某市花4亿多元建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至今只引进了一些规模极小的项目和企业。当记者问“对于投下去的成本怎么收回”时，园区负责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文化产业未来必然是朝阳产业。

南京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陶磊认为，政府的职责主要在制定产业政策，剩下的事应由企业去做。在实际工作中，南京市没有简单地建立产业园区，而是注重设定主导功能区，至于项目、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引进主要通过市场来完成。

不少企业界人士和专家认为，政府应认真收集、梳理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共性问题，把精力放在单个企业解决不了的外部环境创新上。上海信息中心主任王思政举例说，现在企业没有统一代码，税务一个，工商一个，一共十几个，造成了各部门信息无法共享，影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快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给经济发展创造制度红利。

在向记者谈起如何建立创新型社会时，上海市虹口区一位政府负责人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不能包办、代办。“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技术的突破、制度的创新需要市场的力量去推动。因此，政府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营造一个鼓励和保护创业创新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一个促使知识有效、有序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机制。”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