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应尽快推动货币政策转向

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推动货币政策转向已是必不可少。一些专家提出，由于本轮通胀预期是流动性、成本性、输入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光靠货币政策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应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三方面推进，尽快制定有效措施，果断阻隔通胀蔓延。

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

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点或5%之内，否则可能会激化全社会的通胀预期。

“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调控压力是比较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考虑到去年CPI走的是快速上扬态势，年初的低基数将对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涨幅产生影响，一旦出现气候或其他涨价因素，个别月份CPI同比涨幅很容易达到5%，甚至接近6%，形成较强的政策调整压力。

巴曙松说，全年物价走势能否走出“前高后低”走势，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一要看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持续性，2011年如果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强，那么将增大对国际资源品的需求，我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相应会增大。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如果管理不当，有可能在特定时间窗口使经济呈现从快速增长到阶段性的偏热倾向，从而可能带来物价上行压力。

“现在该是“盛宴之前撤酒杯“的时候了。”银河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左小蕾的观点获得了多位专家认同。他们分析认为，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但物价涨幅应该还是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预计2011年我国CPI涨幅应在4%到4.5%，高的话应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的物价高点。关键在于决策层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使物价不致超出可控范围。

左小蕾说，CPI最好能控制在4%多一点或5%之内。推高零点几个百分点，可能在部分商品价格上反差并不明显。但是经一些渠道渲染后，会激化全社会的通胀预期，从而加剧商品的炒作甚至囤积现象，而一定时间或空间内的供求失衡，又会对整体物价上涨形成推波助澜之势。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如果投资者老老实实办企业、赚钱、存款，最后拿到的一直是负利息，以后还会有人安心做企业、做产品吗？当前的物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创新动力与发展后劲。

每斤5元人民币出售“伊拉克蜜枣”

货币宽松和工资上涨一旦形成循环就很难收敛，因此当前收紧货币非常重要。

去年四季度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紧急出台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后，不少商品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企稳或回调迹象。一些专家提出，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物价在某一时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应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改善社会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消费结构，控制通胀预期愈演愈烈。

周其仁援引上世纪60年代“伊拉克蜜枣”的故事反证某些领域“限购”的欠科学性。当时国家为治理通胀，在1962年前后往国内市场推出以每斤5元人民币出售的“伊拉克蜜枣”，那时的5块钱差不多是城镇职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可以敞开供应，结果真把市场上多余的货币收回去了。这说明为有效应对通胀，政府不但不能实施全面的价格管制与市场干预，而且要主动网开一面，选出几个商品和市场，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中央及时把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是非常理智的。货币宽松和工资上涨一旦形成循环就很难收敛，因此当前收紧货币非常重要，这是打断循环的必须。当前的货币政策不仅要“稳健”，而且应该是“中性偏紧”。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认为，解决通胀问题不只是货币政策的事情，还要运用财政政策等综合性措施。对于负利率问题，政府可以选择对低收入家庭加大价格补贴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按受通胀影响程度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相应采取补助措施，使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适当提高。

周其仁提出，多年的出口顺差和央行被动发放基础货币是流动性过剩的“症结”所在，要控制通胀预期，必须调整我国的贸易政策，要出台能降低关税、改善服务、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措施，加大进口力度，平衡国际收支。

周其仁说，去年以来，我国居民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流行了起来，这其实是真实汇率(即名义汇率+通胀率)升值的后果。相关部门对这些代购、直购严格征税虽然有助于维系不同贸易通道之间的税负公平，但更可取的做法，应该是审时度势，适度减少进口税费和提供进口服务便利。这对外有助于平息贸易保护主义指责，对内能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抑制通胀。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金中夏等人提出，以前规定国内企业必须结汇才能享受退税，现在政府是鼓励出口企业把外汇留在境外的，但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原因，企业和商业银行都不愿意持有外汇。加上大量出口顺差，现在进来的外汇量太大了，所以平衡进出口已是当务之急，应抓紧研究下调关税等进口推动措施。

治理通胀并不等于治理物价

治理通胀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价，而是治理货币。

从经济学上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专家提出，当前货币问题上的一些“乱像”，如基础货币超发、银行放贷冲动、币值不稳定等，最终解决途径应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深层次改革。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国内银行业为什么要依赖“吃利差”，为什么放贷冲动强烈，是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化的利率，存款多了压力大。我国早就提出了要素市场化目标，但利率、汇率至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调节货币政策也应尽量多用市场化途径，当务之急是要让老百姓的存款利息“由负转正”。

曹远征认为，汇率的问题也是一样的，要在国际上形成稳定的币值，只有通过市场来决定，所以应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第三国使用，可以鼓励东南亚、南美一些国家到香港借人民币，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劳务，让人民币进入对方资产负债表，成为计价、结算、储备工具。这既是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做贡献，也有助于健全人民币进出通道，缓解国内通胀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说，现在国内的资本项目管制太多，如居民购买外汇规定不能超过5万美元，办理程序还很麻烦，客观上助长了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和国家外汇储备“两头闲置”的局面，应该放宽居民对外投资的渠道，鼓励居民购汇和使用外汇。

周其仁认为，当前我国货币超发的核心问题就是汇率收储方式问题，即央行发放基础货币收购外汇。建议用国企上缴利润、土地出让金收入等设立财政性汇率调控基金，把那些已在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收集起来用于购汇，这样既能保持汇率稳定，又不影响国内币值稳定。

他说，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是物价上涨，但治理通胀并不等于就是治理物价，而是治理货币。吸纳货币最直观也是最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启动投资与消费，应下决心把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的一些社会性资源向民间开放，进一步开放民办教育、民营医疗，而不是把进入钢铁业和煤炭业的民间资本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