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蓁：调结构需财政金融系统性支持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结构性冲突。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传统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城市与农村、消费与投资、外需与内需、增长与环境等问题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是我国经济运行、治理和发展的不稳定因子。面对这些冲突，我们不仅需要在静态、存量层面调整地区、产业和城乡等失衡；还要在动态、流量层面调整消费投资、内外需和环境等失衡。因此，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比前几次调整要更加紧迫

在过去的几次经济结构调整中，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整资本投向，从而达到平衡经济的目的；二是，在控制国家信用的基础上，利用管制型金融体系，让银行信贷向结构失衡的方向倾斜，从而达到纠偏目的；三是，在直接融资市场给予适当倾斜，让目标行业、区域内的企业优先上市或发债。这些经验是否还能成功运用于我们当下的经济结构调整？

否！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当前此轮调整明显地具有需求导向的特征。需求结构调整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而这将直接影响到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还将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第二，金融市场化背景下，银行未必还愿意承担经济结构调整重任。第三，直接融资渠道占比仍很小。

笔者认为，应对此次调整不能再依赖传统的方式，需要极大的魄力在财政、金融领域掀起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第一，结构性减税。放弃财政补贴，转而用减税的方法来实现对调整目标部门、区域、行业或企业的支持。减税，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消费，还可以增加企业利润，刺激民间投资。但这不仅需要中央政府拿出极大的魄力和决心，还需要协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背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的改革，只有通过构建符合当前经济发展规律的财政、税收制度，才是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关键所在。

第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需要公众广泛直接参与，它们受公众及市场风险的约束，需要高度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持。这不仅需要加快法人、法人治理、产权等微观制度建设，还需要加快会计标准、支付体系、执法等金融基础服务建设。

第三，给予银行信贷适度宽松的环境。危机以后的各国银行业都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环境，那么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是否能放松结构调整的目标行业、地区、企业、项目的信贷监管标准呢？从结构调整的角度，实施差别化监管，是重新有效匹配银行与政府目标的重要工具。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