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缘于政客和部门利益需要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刚刚还是产出下降，失业增加，操心怎么刺激经济，转眼间，通货膨胀就变得不可控制，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是加息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且不说资产泡沫，今天我们面临如此巨大的通胀压力，是不是要反思我们过去的经济刺激政策存在某些问题呢？纠缠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当然必要，但反思经济产生如此反复的根源是不是更显重要？

凯恩斯主义是一本糊涂帐，政客们则利用了这本糊涂帐。宏观调控不是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是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的利益需要。脑袋稍微清醒的人们，请你们认真想一想：像这样去年还在大规模的刺激经济，又是积极财政，又是扩张货币，今年就加息和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转而治理通货膨胀，政策这样落上落下、频繁转变，到底谁得到了好处？想想吧，一个学者，只是因为进入了央行货币委员会，讲课费一下子就高出好几万来，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要把讨论的问题向后推一推，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下来观察宏观调控的问题。在我看来，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年来的高增长其实是在IT革命和柏林墙倒塌两个有利条件下，因为各国政府大规模扩张货币和财政而成就的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金融危机则是这种非常态高增长的一个强制性回归。这个问题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有过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宏观调调控从来就没有烫平过经济周期，相反经常地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宏观调控从来都是有代价的，宏观调控只是把今天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变成为明天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总是有过度调控的冲动，他们决不会仅仅是出于避免经济衰退而调控经济，他们还要为经济衰退之后能继续调控通货膨胀而创造条件，但是，宏观调控的代价从来都是由老百姓来支付的。今天，我们口袋里的钱发毛了，就是宏观调控的代价。

我们真的需要反思，经济的波动到底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缺陷而起，还是因为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的过度调控而起，又或者是因为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不具有调控经济的能力而起(总要把人往好里想一些才好)。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要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做些约束和限制，而不是如凯恩斯主义者简单认为的政府当然地具有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温市场捍卫者弗里德曼教授的经典论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使事态保持稳定。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和其以后，这些论点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导致这个国家执行新政和其它类似的政府干预。近年来，‘经济增长’已成为较流行的号召口号。他们争辩道：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扩展……但是这些论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是：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它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政府建立的一个机构——联邦储备系统——受命掌管货币政策的职责。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职责如此不当，以致把否则会是一次缓和的经济收缩转变为一场大的灾难。同样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对国际贸易的税收和其它种种限制、高额的赋税负担和复杂而不公平的赋税结构、各种调解委员会、政府对价格和工资的规定以及大量的其它措施促使个人滥用和错用资源以及使新储蓄用于不适当的投资。”弗老是站在美国看世界，站在过去看到了今天。

不容易不同意：“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预。”

谢作诗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