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必要前提

关于贫富差距和普通人群收入过低的议论，今年以来一直在升温。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似乎呈现出继续扩大之势。笔者以为，要提高普通人群的收入，分析清楚当今社会到底有几次分配现象以及普通人群在每次分配中的地位，是必要的前提。

关于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公认的有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之说。第一次分配是直接分配，是劳动者在财富的产生过程中可以直接参与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的一种转移支付。近年来，某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说法，把慈善事情算作分配。同时，今年也有某学者提出第四次分配之说，把获得财产性收入作为分配。笔者认为，社会财富还有第五次分配，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依然是沿用社会公认的分析方法，但第三次分配与某经济学家的慈善之说不同，因为慈善在中国太过微弱，没有对社会财富产生明显的分配作用。第四次分配包含某学者提出的财产性收入的分配问题。而第五次分配，则是目前统称的“灰色收入”，对于社会财富有相当的转移和分配的作用。

在第一次分配中，十数年来一直强调“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由于绝大多数人只能从一次分配中取得收入，因此在第一次分配夸大效率抑制公平的做法，就成为目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宏观上来说，财富分配机制不利于普通人群收入的增长。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而且加税的理由和说法还层出不穷，GDP和企业利润增速又远高于普通人群工资收入的增长，所以造成普通人群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越来越低。从微观上来看，各个单位和公司，往往强调分配上拉大差距，而官位、岗位、身份、地域、行业与职业等等便是拉大差距的主要依据。

二次分配强调公平，但由于二次分配几乎由权力部门完全主导，公众几乎无法直接参与，因此不公平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就像一些社会保障，如失业救济、医疗保障、公共事业、退休待遇等，普通人群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目前失业数据主要是来自于城镇，农村基本没有覆盖。对于登记失业人群的失业救济，也是比较微薄。医疗保障，还有很多人没有被覆盖。同时，公用事业的投入远远不够，普通人得利不足。至于退休后的待遇，很多人没有保障或者保障较低，但一些从事特殊职业和有权力的人，退休后仍可享受不同的待遇。最近，一些地方曝出政府用保障资金为巨富和名人提供住房补贴或者是生活方便，便是显例。

第三次分配，笔者界定为不合理收费而引起的社会财富转移，主要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或者是带有公用事务服务的机构借助垄断地位而对于社会财富的收取，从而产生的财富分配效应，这同样对于普通人群不利。一些社会公共服务或低劣或不足，但却收取高额费用，时常还会提高价格。即使是举行“听证会”，往往也是走过场，普通人群取得这些服务、产品往往性价比过低。因此，不管是自然垄断或其他形式的垄断，对于普通人的收入都是另外形式的流出。

包含财产性收入的四次分配，由于目前社会越来越走向资本化，资产在名义价值上增值很快，但普通人群收入不高，资产较少，所以通过财产和投资来增值比较困难。而富人等人群拥有更多的投资能力，有更多的资产，所以财富增值很快。许多时候，富人等人群有更多的机会利用政策和权力套利、或者是利用银行等金融杠杆，变得越来越富。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巨大财政刺激和超宽松货币政策，社会财富泡沫重新膨胀，由于社会的总财富实际上还是一定的，所以泡沫膨胀得高，就是有一定比例的财富从普通人群流向了富人等人群。

最后再说第五次分配，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分配。对“灰色收入”的提法，笔者以为不妥，因为这种说法把少数普通人利用业余时间和付出汗水获得的一些劳动收入也作为了“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即使没有计入统计，未曾纳个税，但实际上也是正当的。而那些依靠权力等获得的黑色收入，其实是不能算作“灰色收入”的。但为了分析方便，仍然借用“灰色收入”的提法。

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公共事业服务不足，或者是有些机会非常稀缺。要获得这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是获得这些机会，往往是需要送“礼”和“红包”的，那些“赞助费”等也属于此类。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上不少见，普通人群绝大多数要拿出一部分去获得这些产品、服务或者是机会，因此他们的“灰色收入”实际上是负的。有学者曾经研究过，“灰色收入”总的规模并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