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矛盾引发超级城市病

尽管在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的刺激下，一线城市对市政建设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但这些城市的城市规划、交通设施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

中国房地产与住宅研究会人居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开彦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城市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交通的拥堵，从而是市民的幸福指数急剧下跌。

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和开彦持相似的观点。12月13日，他在金澳国际和财新传媒举办的论坛上发表观点称，拥堵最核心的原因，是城市空间不合理，规划没有起到合理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而不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使得城市承载量有限。一旦汽车数量增加，城市就变得拥堵。

例如，北京是单中心格局，修建环路的结果是单中心城市承载了过多的城市功能。北京社科院曾作为一个分析，城六区以8.3%的面积，承载了62%的常住人口，承载了70%的经济产出。“这么密集的城市空间结构，像一把双刃剑刺痛了中心城区和郊区。”赵弘说。一方面使得城区生活成本快速增长。有限的空间资源，集聚了许多社会要素，供需关系使城区内的的房价快速提升。

开彦提出了另外一种担心，中国并不缺少规划。但规划总是被反复修改，延续性、严肃性都不够。在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下，地方政府集会每一任领导的换届都会修改发展计划，为地方争利益，争权利。很多规划因为部分利益，条块分割，得不到统一实施。小到一个城市的区县之间，大到城市与省市之间都将存在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不仅仅是城市内部肌理的梳理问题，盛会的召开，让中国的一线城市集聚了过多的资源，但城市与城市之间资源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反而加剧了一线城市等交通、污染问题的恶化。赵弘指出，过去在北京的经济发展中，河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周边有十几个贫困县，有120多万贫困人口，这样一个贫困带环绕北京，使得北京很多问题产生了。比如北京的人口急剧增长，但是据调查，河北迁移到北京的人口是最高的，在所有省市里排到了第一位。落差过大导致了人口向北京的聚集。

关于治理大城市病的问题，东京样本曾在数个场合被专家提及。赵弘指出，今天东京是“一主七副”的格局，一个主中心，七个副中心。东京GDP总量是北京的12倍，但却没有像北京这样拥堵。原因是东京分阶段实施了副中心战略。1958年，东京城市中心饱和了，于是开始建立副中心。北京也应做“多中心”，而北京虽然一直在提“多中心”的概念，却始终仍旧是单中心的格局。赵弘认为，是因为所提的“多中心”过多，分散了注意力，资源并没有向外走，而是集中在单中心上。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认为，奥运会中，北京投入了巨量资金的、打造交通设施建设的亚奥板块，可能会成为继CBD、金融街(6.83,-0.13,-1.87%)和中关村(7.10,-0.08,-1.11%)之后的第四个核心商业中心。新的核心商业中心的形成，有可能会缓解旧的商业中心的拥堵问题。

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指出，城市要多中心，而且每一个区域要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良性循环的区域中心。甚至一个郊县也要建一个自己的CBD，这是城市发展的趋势。不是城市越大越好。同时城市的发展不能强调GDP和它的单一的经济功能。一个城市应该是一个国际的交流中心、文化中心、居住中心。上海也在着力保留世博会带来的遗产和资源，通过高铁和地铁，在上海周边打造一小时经济圈，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