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5000亿地方金融国资管理模式初建

若无意外，12月16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重庆农商行”）将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农商行。而此前，重庆银行也在谋划上市。

地方金融企业已经成为重庆当地国资的主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重庆国有企业总资产已突破1万亿元，规模由2003年的全国第19位跃升为西部第一、全国第四位。在万亿国资中，地方金融企业则占据半壁江山。记者简单统计，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等近10个地方金融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已经超过5000亿元。

如何管理地方金融资产考验着地方领导人的智慧。从全国范围看，地方金融企业的监管机构有的地方是金融办、有的是国资委，两者之间的争权也时有发生。

重庆则已经进行了长达7年的摸索——国资委履行行业监管之外的一切事务，“管人、管事、管资产”。也就是说，国资委能管当地金融企业的人事任免、考核、资产调度，这几乎是全方位监管。

这也与“大势”相吻合。今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官方发布消息称，国资委首次召开指导监督地方国资工作的专题会议，其中一条是将监管范围逐渐扩大到地方金融性国有资产。

此前有报道称，随着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临近，地方金融国资的监管问题也已纳入中央调研范围，确立地方金融国资监管的基调将成为本次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

现在判断重庆国资委全方位监管地方金融企业成功与否还为时尚早。不过，尽管重庆地方金融企业的资产、数量无法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却能代表大多数省市的情况。

监管逻辑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说，重庆市国资委几乎是在地方金融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介入的。

在2003年之前，重庆的市属地方金融企业只有两家，重庆市商业银行和重庆国际信托公司（下称“重庆国投”），归市企业工委管理。

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上述两家企业划归国资委管理。同时，组建了后来声名远播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渝富公司”），国资委100%控股渝富公司。

设立渝富公司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重组彼时已经“重病缠身”的重庆市商业银行。当时重庆市商业银行总资产149亿元，不良资产达到39亿元，不良贷款占比高达42.5％，资本充足率为－27.1％，每股净资产为－7.4元。

渝富公司以24亿元置换重庆银行等额不良资产，重庆银行财务状况得到缓解。2005年，重庆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市商业银行重组的有关问题的批复》，要求“市国资委等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支持”。

2006年，重庆银行向渝富公司定向增发4亿股，后者成为重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重庆银行前10大股东还有重庆交通旅游控股集团公司，持股2.12%。

重庆农商行重组之时渝富公司进入，成为前者第一大股东。渝富公司在收购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权后，持股西南证券达到40.75%，为第一大股东。

2008年，在重庆国投以第一大股东入主三峡银行后，重庆的地方金融机构已经重组完。“国资委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并通过参股成为第一股东，这在法律归属上也说得过去。”重庆银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陈邦强说。

在重组的同时，国资委下属企业还以发起人身份设立了众多金融企业。

2006年，重庆国资委发起设立了安诚财产保险股份公司，重庆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渝富公司分别持股20%，两者都为重庆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此外，国资委控股的重庆水务集团和重庆建工集团分别持股18%、5%。

同年，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重庆地产集团持股50%。数月之后，三峡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注册资本金30亿元，第一大股东为渝富公司。

2009年1月，由渝富公司和进出口银行联手组建的重庆进出口担保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首次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2010年8月，进出口担保公司再次获注资10亿元，使注册资本金增至20亿元。

至此，重庆国资地方金融企业包括银行三家、保险两家、信托一家、证券一家、担保两家，重庆国资委下属企业均为上述金融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或并列大股东。崔坚曾表示，重庆国资委计划五年内，实现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的资产布局由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集团、工商产业集团和地方金融企业４∶３∶３结构调整为３∶３∶４结构。上述地方金融企业的总资产已经超过5000亿元，远超前述结构应占比例。

崔坚说：“在这些企业中，国有股占了大头，成为控股股东，国资委以出资人的身份来监管这些金融企业。”

“从公司治理角度上看，国资委是最终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监管是说得过去的。”当地一位金融系统人士说。而根据《公司法》，谁直接持有股权谁即为股东，享有股权（出资人权能），即管人、管事、管资产。

全监管框架

“金融机构也是企业，要按照企业规律来监管。”崔坚说。在重庆国资委成立之时，即被赋予了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其他地方存在的地方国资九龙治水的情况。

在重庆，除工商企业外，所有的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全部纳入重庆市国资委管理。崔坚对此认为有四个好处：一是，金融企业的分红可以回流到国有集团。比如，渝富公司为重庆农商行第一大股东，2009年其分红政策为每股0.06元，其持股6亿股，分红为3600万元。其次是，当需要优化配置的时候，国资委可以整体布局。三是当企业遇到困难需要重组时，国资委调度资源的空间更大。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重庆银行的重组或是安诚保险增资遇困，都是由几个国有企业来“托底”，国资委作为地产集团、渝富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显然更有调配资源的便利。四是金融人才和国有企业资本管理的人才是互通的，各方面可以交流。

崔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资委监管地方金融国资也能更专业，国资委可以集中精力对下属企业进行研究，做针对性的指导。

崔坚说，“地方金融企业肯定需要为地方发展服务，如何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撑，地方金融企业自身也要做大做强。”为此，重庆市国资委在组织架构上对此做了安排，设立专门处室进行战略规划。

2008年2月，重庆市国资委正式启动国资监管职能调整工作，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国资监管模式改革的地方国资委。其处室职能调整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管资产和管事相结合的原则，把原来分属于各业务处室的产权管理、企业改革、考核分配、统计评价等职能，相对集中到一个监管处室行使，实现一个处室对企业资产和事务管理的综合包办。

在是次调整中，统计评价处加挂企业监管三处牌子，负责重庆银行、信用联社、西南证券、重庆国投、安诚保险、三峡担保、三峡银行、中新大东方保险等金融企业板块的规划、改革、产权、考核分配等方面的事务。

同时，林军由重庆市金融办副主任调任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分管国资委企业管理三处。林军就职金融办副主任前，主要分管上市公司，更早之前，任银监局合作处处长，分管农村信用社。这或许也是后来重庆农商行等多个地方金融企业谋划上市的注脚之一。

同年10月，原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范文仲到重庆国资委任副主任，这也是第一位北京金融系统到重庆挂职的官员。

企业管理三处平时更多的是负责调研、考核的工作，而并不介入地方金融企业的具体经营。比如，地方金融机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工作时，会参与整个过程，这使得国资委摆脱简单依靠下属地方金融企业的报告制度，而是独立发表看法。

少壮派当家

重庆国资委对地方金融国有企业影响力非同小可，在于可决定高管们的“帽子”。

“国资委拥有罢免和提名权，”刚刚从三峡集团董事长任上“卸甲”的袁明杰说。与其他地方的国企领导任职程序不一样的是，重庆国企的领导干部由重庆市国资委党委直接报市委常委会审定。也就是说重庆市国资委具备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他省市的一般体制是国资委报当地组织部，由组织部决定之后再报省市委常委会。

崔坚对此种组织结构的来源也曾有过阐述。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认为，国企搞不好有很多原因，主要是管生产的、管资产的和管人事的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部门，所以这个企业的死活，谁也管不了。于是商议成立企业工委，把企业干部管理权从组织部划到企业工委，由经委主任兼企业工委主任，将管企业和管人相统一。这就是重庆国资委能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基础。

在国资委成立后，企业工委的职责则被重庆市国资委承担起来，“所有任命都需要国资委的提名”。

2006年，国资委下发文件，任命甘为民为重庆银行行长，陈消为重庆银行监事长。2008年，地产集团以股东身份推荐刘立担任中新大东方董事长。

其实，在上述几人的任命中，甘为民和陈消当时都不在重庆地方金融企业任职，都属于从外选派的专才。

重庆市国资委也直接向下属地方金融企业派送干部。2009年，倪月敏被任命为重庆银行副行长，此前其曾任重庆市财政局企业一处副处长、重庆市国资委考核分配处处长、重庆市国资委产权管理处（企业监管二处）处长。

几乎在同一时期苑晓波出任重庆农商行副行长，苑晓波曾任当地市委企业工委干部处副处长，重庆市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培训处、人事处）处长等职。

如前所述，由于国资委对下属金融企业高管十分熟悉，也可对下属金融机构的高管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

今年11月，原三峡银行行长李卫东出任三峡担保集团董事长，原重庆银行副行长丁世录则出任三峡银行行长。更早之前，重庆银行副董事长童海洋出任三峡银行董事长，原重庆银行副行长张娟出任三峡银行副行长。今年年初，重庆国投CEO翁振杰被任命为西南证券董事长。而重庆国投一直在谋求上市，方案之一则是通过定向增发将重庆国投资产装进西南证券。

上述当地金融系统人士分析，这种区域类银行高管调整针对性极强，国资委的安排显然是有的放矢。

崔坚说，对于地方金融企业的高管，要考量其个人廉洁、业务水平。为了防止干部长期在一个岗位任职带来的弊病，重庆市国资委要求干部在同一处室工作10年以上必须换岗。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国资委比较倾向于任用一些年轻干部。甘为民、丁世录、李卫东、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中新大东方董事长刘立、西南证券董事长翁振杰均是刚刚四十出头，是不折不扣的少壮派。

“这些少壮派作为地方金融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富力强，这种安排更多的是着眼于重庆地方金融机构的未来，少壮派改革图新的力度会更大，也更愿意接受新理念，也可保证各企业经营理念的持续性。”前述当地金融系统人士说。

纪委威慑力

除了管“帽子”，重庆国资委也管“事”。

崔坚说，“我们对地方金融企业主要在两个方面监管，一是企业发展方向，二是风险监控。”

具体而言，国资委订立目标责任书，每个企业都要根据行业发展状况上报指标，国资委在此基础上做出修改，成为其年终考核的依据。以三峡担保为例，考核的指标包括在保额、资产质量（不良资产率、代偿率）、拨备情况、资本回报率以及合规经营。

“只要有案件发生，对高管的考核将是一票否决。”袁明杰说。

不过，重庆市国资委并不会对地方金融国有企业发展方向上做过多的干涉，其重点还是在风险监控上。

风险监管最重要的一环是纪委。其职责是，“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所监管企业和中央及外地在渝大型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市监察局派驻市国资委监察室，与市国资委纪委合署办公。”

国资委纪委下设综合处（案件审理处）、纪检监察处（监察室），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有在政法系统工作的经验。“这是唯一有双规权的市属部门纪委。”崔坚说。

重庆市国资委纪委书记颜建禄在国资系统2010年办信办案工作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今年1-6月，国资委纪委共查办案件14件，结案1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人，刑事处理6人，组织处理1人。颜建禄说，“这充分发挥了纪检监察工作案件查办的震慑作用。”

随着银行、保险等机构上市，金融企业股权价值被发现，价格屡创新高。金融股权转让成为重庆国资委防控腐败的重点环节。

早在2006年，重庆市国资委就下发《关于监管的金融企业产权进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重庆市商业银行、重庆国投、西南证券三家公司产权转让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应进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及其分支机构公开交易。重庆信用联社主城九区资产处置，经有关部门审批后，统一进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九区中的巴南区、渝北区、长寿区三个区的农户资产除外）。其他区县信用联社资产由区县信用联社自行处置，试行三年。

监控的领域还将从金融企业股权延伸到信贷资产。

11月29日，重庆市政府通过决议，筹建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其主要功能是提供金融资产交易信息、实现金融资产价格发现，为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提供承载平台，进一步集约和优化区域间信贷类金融要素资源配置。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的发起人为国资委下属企业重庆股份转让中心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中信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资委成立后，重庆地方金融企业尚未发生高管涉案被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

监管模式渐变

其实，对于重庆国资委而言，随着地方金融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业务发展，其监管深度和力度已经愈发显得不够，引进其他监管手段已经成为必然。

今年5月，崔坚就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改革发展情况向重庆市人大汇报说，坚持把整体上市或按上市公司要求改造企业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基本路径，实现转机建制、市场化配置资源和监管创新等多重效果。

“我们要在2012年前，将适合上市的国有集团全部推动上市，包括金融企业，只是时间不一样。”崔坚说，此举的目的是将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基本模式改变为接受市场监管和政府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特殊监管模式。

其逻辑是，国有企业实现上市等资产“证券化”后，国有资产的监管将从原来单一的国资委监管进入到“六位一体”的市场化监管环境。“六位一体”是指在国资委监管的基础上，引入以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的监管；引入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机构的约束；引入保荐机构、会师所、律师所等中介机构的督导；引入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倒逼机制；以及引入媒体的舆论监督。

重庆银行于2009年4月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通过《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议案》，按照其计划，重庆银行原定今年上半年登陆A股市场发行数量不超过7.705亿股，募集资金规模大约50亿元。

重庆国投一直有上市意向，在2009年就筹划借壳深圳一家ST公司，不过后来并未成行。目前重庆正在筹划将重庆国投装进西南证券，此前行业并无类似的操作先例。

重庆农商行在16日挂牌上市后将成为重庆第二家上市的金融企业。三峡担保在30亿元注册资本金做实后在债券和基金担保上发力，并开始筹划IPO。

“最好都是整体上市，把国有资本放在市场监督中去，把国有资本放到市场竞争去做，解决一些内部的监督难题。”崔坚说。

也许可以从一个反例验证此操作的作用。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并不愿意推进企业上市，因为上市意味着信息被更充分的披露，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操作将难以继续，存在的问题也会被暴露。

其实，崔坚所谓的证券化并非简单的上市，对于一些暂时无法上市的地方金融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也是促进监管和其自身发展的措施。

安诚保险目前正在筹划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把注册资本金从10亿元增加到20亿元或者30亿元。安诚保险一位高管解释，引进战略投资者并非简单为引资，更多的是希望战略投资者可以解决一些管理和治理上的问题。

这是对崔坚论断的一个实践，这种借助外力监管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手段。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