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外高桥有“一个半”

“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我们外高桥最起码是有一个半中心。”在本报记者面前，上海外高桥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舒榕斌笑言。

出生于1955年、首批投身浦东开发开放建设的“18勇士”之一的舒榕斌是一个“老外高桥”，从1992年到外高桥保税区任管委会经贸处处长一职到现在，一直工作在外高桥。

舒榕斌曾参与制订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货物出入境管理规定,是国内海关监管区最早的条例。所以，对于外高桥的“一个半中心”，他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舒榕斌同时是一个讲究通过数字讲道理的人。对于外高桥的一组组数据，他烂熟于心。比如在贸易中心建设上，他介绍，今年1-8月，进出口量是488亿美金，其中进口占了373亿美金，同比增长50%；出口115亿美金，同比增53%。“整个进出口量占上海的20%，我们的进口占上海的33%。所以从贸易量来讲，保税区贸易中心的地位可见一般。”

十大专业市场支撑贸易中心地位

《21世纪》：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重任，更多的是落到了外高桥身上。在这一块，外高桥都搭建了什么平台？

舒榕斌：贸易中心方面，外高桥确实比较突出。从贸易企业来看。现在外高桥进驻企业总共有7000多家，其中80%都是贸易企业，即有6000多家。在所有的贸易企业里面外资约占80%，外资的贸易公司里面，已经把大中华地区乃至亚太区的贸易总部放在外高桥的有144家。

同时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各个行业中占据地位领先，比如机场销售的贸易公司里面，在全球50强里大约有17强在我们这里；红酒，包括洋酒，大约全球一线顶级酒庄都在我们这里；全球的瑞表中心、一些顶级的瑞表集团下属的品牌手表代理商也都在这里。所以企业的数量不仅多，质量也比较高。

从我们的贸易平台建设来看，近20年来，我们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开始，逐步扩大到生活资料，包括高档的消费品，包括钟表、洋酒啊、化妆品啊这些。我们从原来的综合性市场，开始逐步走向专业性市场。目前共有十个专业市场，如精密机床、工程机械、汽车、钟表、医疗器械、医药、酒类、文化等等。

拿文化产业来看，因为我们的贸易比较多的都是在物质商品方面，文化产品一直存在贸易逆差，所以利用这个平台能使企业能够走出去，同时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文化产权交易所，是全国的第一个。

《21世纪》：在发展贸易中心上，外高桥有什么突出的优势？

舒榕斌：最主要的是我们这里提供了贸易的便利化。比如我们为了文化产品的交易，我们引进了文化产权交易所，我们为了促进洋酒、红酒、化妆品等特殊产品的交易，我们的海关、商品的检验、检疫部门实现现场的封检，这就使企业能够在进出口环节方面不会花去更多的时间。

第二点是成本的低廉化，因为我们外高桥保税区本身它是在境内关外，所以所有进口的东西都可以进行保税，贸易型公司在进口的时候他是保税的，有一些在消费的环节，在国内交易的时候，他的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有一些甚至是特种商品的消费税，如化妆品、酒类本身消费品税很高，红酒大约要到42%，包括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那洋酒要高达48%，所以利用这一优势，在保税区运作，成本比较低，这也是这一类企业选择保税区的原因。

第三个就是交易的市场化。我们有12万平方米的中国国际商品中心，给需要展示商品的这些贸易公司来展示他的商品，同时我们组织目的客户到这个交易中心来进行交易，增加交易机会。当然整个我们市场的交易也并不完全是在12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来出现的。

所以我们有几个结合，一是有形交易与无形交易的结合，有形交易就是指这12万平方米的商品展示中心，无形交易则是指6000多家企业大量的在场外的交易。

二是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结合。我们并不是只做进口不做出口，因为很多的贸易性公司事实上也是做双向的，我们会顺势在这个区域里去做。

第三个就是现场和虚拟的结合。有些是我们现场的交易，包括有形的无形的，有些是通过网上的交易平台来进行。

有序扩张

《21世纪》：当下，占地约5平方公里的上海外高桥集团(启东)产业园也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30年来第一次走出上海建园区。是不是外高桥也遇到其它开发所碰到的土地资源有限问题？

舒榕斌：外高桥当时国务院批准的是1平方公里，分六次封关，现在封关了的面积是8.9平方公里，已经捉襟见肘了。事实上仅仅8.9平方公里，我们已经容纳了大概有1000亿的经济产值，7000多家企业，我们的工业产值也要接近700亿，所以这样一种容量恐怕确实是不够。

我们事实上也是从保税区内的企业的需求来考虑。他们的发展有几种，一个是考虑他的研发、销售这些“头脑”在外高桥，但加工部分可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就是我们讲的微笑曲线，中间这块价值比较低的地方，转移出去。但他又不愿意转移到很陌生的地方，他毕竟是一个产业链，就是希望他的研发、生产、销售能够在一个经营环境中完成。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外高桥已经没有地了，怎么办？只能寻找一些对他们来说成本比较低的地方，也并不是说你成本低的我们给你一介绍你就过去，那我觉得我们的服务团队，我们的开发理念还是要渗透到他想去的那个地方，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同一经营环境，同时也是为我们这些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也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和启东搞这样的项目。启动毕竟离上海近，启动到外高桥理论上的车程是40分钟，再加上他们那边有一个滩涂。这个产业园的物业管理、团队都是我们的，企业觉得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对客户的稳定服务非常好。如果我们不跟上服务的话他就连根拔走了，到其它地方去，这对客户很遗憾，对我们也比较遗憾。

《21世纪》：启动产业园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比如在招商方面？

舒榕斌：我们在启东前期有38万平方米开发面积，分几期开发，现在一期也就是200多亩，才刚刚起步，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存在把一些外高桥的企业原封不动的搬到启东去，主要还是在产业链完善、优化方面来做。有一些是根据启东自身的特色条件来做，甚至有一些是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去帮助他们招商，事实上也是为了培育外高桥的客户，将这些客户引进后，他们如果需要有一些销售、研发，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这也是一种联动。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完全能够双赢。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应变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对集团整体发展战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舒榕斌：外高桥应当说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我们的进出口量、工业产值等等，都曾处于最低潮。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大洗牌，我们也应当正视自己的短处。

首先是跨国公司内部进行一些整合。这些企业他们往往比较看重中国市场，那么在中国市场里面原来比较分散的那一些中心这个时候就跟外高桥的企业整合到区外，当然也有一些从区外整合到区内。

我刚才谈到了我们有148家的营运中心，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适应跨国公司在他们的战略调整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产品，以适合这些企业的发展，也事实上迎合了他们的需要。保税区内有128家500强的企业，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多，顺应全球经济的洗牌，企业纷纷进行战略重组。

二就是我们对一些产业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保税区的加工业在全市的104个开发区里面比较靠前，在第12位，在整个浦东的国家级开发区里面我们是排第二位。我们是以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为主，但事实上金融危机以后，国外的一些企业也是考虑到成本，所以有一些企业，比较典型的就是英特尔，去年2月份从外高桥迁到成都，也有一些企业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我们也是竭力挽留，我们会尽力帮忙寻找一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当然我们有进行一些企业租金的降低，银行担保等尝试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同时我们也在研究微笑曲线的两头，把研发这一块和销售尽量留在保税区，利用浦东的先行先试，使保税区的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个就是着重对我们的一些产业进行调整，包括交易贸易方面从纯商品到文化，从原来目标是国内市场，转向服务外贸，继续培育那些企业，比如说我们外高桥有一个企业，目前是园区内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一位，就是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国外的药厂自己再去做产品研发成本就很高，就会给它做，因为他有2000多个研发人员，很多都是留学归来的，所以全球十家最大的药厂都是他的服务外包客户。

还有就是我们外高桥的数据载备中心，事实上也是我们在金融危机来后做的尝试，因为国外的一些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时为了降低成本，将他的一些数据备份放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这里可以利用设备免税的优势，进行这方面的业务，这也是配合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及适应全球金融产业的发展。现在工行、建行、农行他们整个中国的全部数据在我们这里，还有上证所、盛大网络的数据备份等等。但我们现在还有新兴的就是完全是第三方的，来做一些数据集成。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