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税制改革对跨国企业影响几何？

全球税制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为应对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和跨国企业转移利润避税给国际税收政策带来的挑战，G20委托经合组织就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展开研究。经过多年研究和谈判，经合组织提出重新分配跨国企业利润征税权和设立全球有效最低税率的双支柱包容性框架。

目前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已就双支柱框架的关键要素达成一致，其代表的经济体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90%以上。经合组织计划今年10月完成税改框架剩余技术性工作，各经济体于2022年更新其国内法规及协定条款，最早2023年开始落实。

经合组织预计，通过双支柱税改框架，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跨国企业利润的征税权将被重新分配；与此同时，如果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不低于15%，全球每年将新增约1500亿美元税收。

如何分配跨国企业利润征税权？

全球税改框架的支柱一是将跨国企业全球利润的部分征税权重新分配给市场管辖区，即跨国企业除在公司总部和子公司所在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外，还需在销售目的地缴税。支柱一适用于年度全球营收超过200亿欧元（约合240亿美元）且利润率高于10%的大型跨国企业。出于种种考虑，争议很大的采掘业和金融服务业将被排除在外。

美国税务基金会全球项目副总裁丹尼尔·邦恩告诉新华财经记者，当前国际税收规则通常要求跨国企业在其拥有实体运营、资产和雇员的地方缴纳企业所得税。改革后的新规则要求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在其客户所在辖区也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即便该企业在这些辖区并不拥有实体运营、资产或者雇员。

举例来说，假设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在法国设有分公司，其产品和服务销往美国、法国、德国等数十个国家。按照当前国际税收规则，这家美国跨国公司将基于在美国和法国的盈利情况分别向美、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作为该公司销售市场的德国等其他国家则不享有对其公司利润的征税权。

支柱一规则生效后，这家美国跨国公司需根据客户群的相对规模等因素，将公司全球利润的部分征税权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德国等数十个销售市场。为避免多重征税，美法两国需放弃对这家公司利润的部分征税权，为此各国需要就支柱一规则达成一项国际税收公约，并获得各国立法机构批准。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如何运作？

支柱二通过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确保大型跨国企业在每个税收管辖区缴纳的税收不低于最低水平，从而遏制各税收管辖区为吸引跨国企业投资而竞相降低税率的“逐底竞争”。支柱二将适用于年收入在7.5亿欧元以上的跨国企业，目前商定最低税率不低于15%。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尔·波默洛告诉新华财经记者，支柱二将为跨国企业海外利润设定最低税收水平。举例来说，一家德国跨国公司在本国经营活动仍按照德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率缴税，但如果其在海外运营辖区支付的有效税率低于15%，根据支柱二规则，德国将对这家跨国公司海外利润征收补足税，补齐到15%的最低税率水平。

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规则后，跨国企业将其利润转移到低税区或“避税天堂”的动力将会明显下降。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规则不是强制性的，落实这一规则也不需要征得每个国家同意。但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最低企业税率规则后，这就会提高全球跨国企业的整体税率。事实上，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已对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实行10.5%的最低有效税率，拜登政府提议将这一税率进一步提高至21%，但遭到美国商界和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反对。

全球税改如何影响跨境投资？

支柱一旨在重新分配跨国企业部分利润的征税权，这会增加一些跨国企业的海外合规成本，但不会增加税负。英国牛津大学商业税收中心教授迈克尔·德弗鲁告诉新华财经记者，据他测算，《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8家会受到支柱一规则影响，其中美国、欧洲企业各37家。

支柱一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美欧持续数年的数字服务税之争。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如果支柱一方案得到成功实施，欧洲国家同意放弃单边征收数字税。

波默洛告诉记者，支柱二通常会影响那些在海外拥有大量业务、利用大量知识产权的跨国公司，如科技和制药类跨国公司，但对跨境投资的影响尚难确定。他说，如果允许跨国企业将实际投资获得的利润排除在最低企业税率适用范围之外，其对跨境投资的影响可能会较小；如果涵盖在内，则可能会导致跨国企业减少对外直接投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告诉新华财经记者，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剥夺了一些国家利用低税率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现金补贴等其他手段吸引外资的经济体不公平，多边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应考虑对这些经济体给予帮助。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出席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中方支持就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多边方案关键要素的声明达成共识，支持达成更加稳定、平衡的包含两个支柱的最终共识方案。G20各方在后续具体方案的设计中，要兼顾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发展需求，妥善处理各国重大关切，限制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争取如期达成全面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