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消费不振可能会成为长期风险

蔡昉从三个方面做出了阐释。首先，美国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复苏有诸多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可能对某一个国家更有利一些，在另一个特定时刻，可能又变成不利因素，但总的来说，是给我们带来挑战的，我们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外溢效益。第一，从时间上看，中国最先战胜疫情，经济率先复苏，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美国迟滞了很长时间，可以说差不多一年才开始复苏，时间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但这个差异在一定时间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窗口。但是，随着其他国家的复苏，我们的时间窗口可能就会关闭。世界经济还会回到它本来的常态，一是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或仍将处在长期停滞的状态，基本特征就是低通胀率，低利率，低增长率，或许可以加上“两高”：高龄化、高负债。二是从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逆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由于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展示出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人们对原来的盟友、同一个集团成员国之间关系的不信任，经济发展的内部倾向也会加强，所以逆全球化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第二，从复苏的促动因素上看，也有一个不对称性。中国更多的是靠生产率先复苏，需求侧的复苏比供给侧的复苏滞后一些，消费不振可能会成为一个风险，而且是长期的风险。

第三，就业复苏上看，也有很大的不对称性。当我们说就业复苏的时候，要退回到正常失业率，经济学家叫做自然失业率，是结构性的、摩擦性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但是，一般有一个规律，在一次大的衰退、大型冲击之后，恢复的时候自然失业率会上升。和美国相比，中国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应对技术变迁的挑战、应对产业结构飞速变化的要求、应对经济增长动能的转变等等一系列要求来说，中国的紧迫性更强，美国总体上处在长期的稳态过程中，同样遭受一次经济冲击，我们受到的影响会大一些。因此，相对于变化了的自然失业率，事后的恢复难度就更大，人们回到那个就业岗位上的机遇可能小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