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韬：中国崛起的奥秘

前面两篇文章发出后，读者的评论各异。一方面，不少人人对我们把国家崛起的根本原因第一条列为“强大的政府”表示不认可，对于我们将中国目前的坚持的政治制度列为“正确道路”之首也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很多人提出反证：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都算得上是强大政府，也都在走类似的正确道路，为什么国家却没有实现崛起而只有中国例外呢？

   其实，这种判断本身就有问题。强大的政府是包含着信息畅通、决策及时、执行有力等要素的，并不是任何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是强大的政府。其次，即便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任何其它政府的组成模式和决策模式与中国相同。更何况，最重要的是，正确道路不只是包含政治上的，还有经济上的三大要素。今天，我们就一一分别论述之。

   一、一个中心：创造财富

   一国政治生活，毕竟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脱离了经济建设的政治，都是空中楼阁不可长久。而经济建设的核心则应该是创造财富，而绝不能毁灭财富。所以，任何国家崛起的奥秘，都必然包含着同样的一个中心：创造财富。

   财富是包含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两大类的。二者有先有后，有轻有重。物质财富为先，且远优于精神财富。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步必然是着力创造物质财富。只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才可能有精神财富的源源不断的创造。中国古人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这个意思。

   而所谓的物质财富，同样有先后顺序，衣食住行四个字蕴含了绝大多数物质财富的内容。但就顺序而言，略有差异。“民以食为天”，吃饭的事情永远是最大的。“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有了吃的，才可能去做其它事情。所以，国家建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满足人民的吃饭问题。

   文一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列举了世界各国工业革命的燃爆点，惊讶地发现从英国到美国，从日本到中国，工业革命发端的产业几乎都是纺织行业。2017年8月，林毅夫给东北振兴开出的药方之一也是发展纺织行业。似乎，工业革命以穿衣“”为第一要务。其实不然，能兴起工业革命的地方，必然是已经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中国1840年之后几次启动工业革命未果，文一认为根源是缺乏一个全国化的大市场。但换一个眼光，如果财富足够丰富，怎么可能没有全国化的大市场？1978年之前缺乏全国性的大市场，本质上还是缺乏财富。而其根源则在于在1978年之前的近100年里，中国人长时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如图，是中国1949年以来的粮食产量(仅考虑夏粮与秋粮之和，未考虑全部粮食)的人均占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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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据中我们能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粮食产量刚刚20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对应的是众多人吃不饱饭。1960-1961年，连续两年人均粮食产量不足190公斤，就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问题。其后，虽然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但人均产量长时间徘徊在250公斤左右。1978年三中全会后，农村率先实行大变革，土地承包、包干到户，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短短五年时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从1977年的249公斤增长到1982年的296公斤，并在1984年达到339公斤的阶段性高点。

   当人均每顿饭占有的粮食超过了0.5斤(人均全年275公斤，且仅考虑夏粮和秋粮，不考虑杂粮)，中国人终于可以吃饱饭了，这才有了后来的被文一命名的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

   回顾历史，中国人能吃饱饭的时代，都被后来人称为盛世。按照学者的考证，汉朝时人均产量不过456市斤，唐宋时期达到过1200-1300斤，明清盛世最高人均粮食占有量曾达到1700市斤，虽然数字考证可能有问题，但晚清只有705斤却意味着全国在饥荒的边缘行走。其后的持续战乱就可以理解了。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但一方面受制于种子、化肥尚未有根本性革新，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继续激增，中国粮食产量增速虽然快，但人均占有的粮食资源并不多，全国人口仍然长时间处于温饱边缘。这个时候，就算有全国性大市场又能怎样呢？宋末和明末，大市场都是有的，仍旧避免不了饥民的冲击，更谈何工业发展!

   电视剧《历史转折关头中的邓小平》有一个场景：小平去广东一农村考察，见到施大嫂养鸭子担惊受怕，因为“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小平说，养120只鸭子，也是社会主义，要鼓励养殖大户多养鸭。这段简朴的对话，反映的正式改革开放前后从中央到民间的共识：要更多创造财富，而不是纠结于姓社姓资的辩论。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才逐渐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一心一意谋发展、专心致志搞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时间就是金钱”、“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朗朗上口的短语开始在大江南北流行，才有了后来的乡镇工业。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次序是正确的，首先是给农业松绑，将土地的潜力发挥出来，通过耕作制度的变革、种子化肥的改进和扩大耕地面积，一举将粮食总产维持在高位，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人才有心情、有时间从事工业生产。

   而首当其冲的工业生产，正是纺织业，这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自己的衣食无忧了，中国开始出口。国门打开，才知道世界需求那么大，中国才逐渐走上了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居住的房子、出行的车子、游玩的设施及娱乐品等滚滚而来，大国崛起就是意中之事。

   与创造财富相对的，是消耗财富和毁灭财富。所谓消耗财富，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食利者、不劳而获者、靠他人劳动养活自己的人，而最为严重的，是国家消耗和毁灭财富。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劳动创造财富，养活的应该是那些老幼病残者。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的劳动被少数食利者消耗掉了，被王公贵族奢靡享受掉了，就会导致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下降、社会产出效率降低。硬通货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久维系繁荣，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当社会繁荣的时候，富人积聚的硬通货逐渐被掩藏，社会流通的货币数量不足，容易造成类似通货紧缩的效果，它会使得劳动者占有的货币数量下降，从而无法实现“货币促进劳动”的功能。到头来，劳动者生产的东西卖不掉、投资者的付出没有回报，全社会进入萧条阶段(可参考美国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社会贫民增多，最终导致动乱。

   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中谈到，北宋亡于蔡京，因为他提倡“消费促进生产”，鼓励大家都花钱，如此就会刺激大家都生产，经济就繁荣了。1000年后，凯恩斯只不过重复了蔡京的路线而已。只不过，蔡京带来的是北宋的灭亡。何以故？陈雨露的观点是：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其实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问题不在于谁赚钱，而在于那些所谓的投资、花销，并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虚耗劳动。皇家园林，能算财富吗？为一小撮人的偶尔闲逛而虚耗巨大劳动力，本质上是虚耗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比如北宋时的生辰纲，一块石头的花费就可以高达一户中产家庭200年的收入。以今天的价格计，等于皇室花园里一块假山石成本高达5000万元以上。从货币流转的角度说，没有任何损失，钱无非是从甲的口袋里到了乙的口袋里。但是，硬通货时代，一部分货币会被掩藏，这会不利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劳动者的付出没有持久的收获，这才是根本原因。

   所以，看中国历代发展史，每逢盛世，就是巨大的皇家工程，包括园林、陵墓、皇家宫殿等等，这些虚耗财富之举往往会带来朝代的终结。最早的如秦代的阿房宫、始皇陵，其后的有宋代的皇家园林，清朝的圆明园等等。

   二战前后的一些国家，将大量资源用于国家军事设施建设，从本质上说，这也是虚耗财富之举。一国军事建设，首要的是保家卫国，争取的是万世太平不打仗。为什么呢？因为军事建设不产生新增财富，而只是虚耗财富。军事力量再强大，也不能保障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幸福生活。因此，凡是穷兵黩武、在军事上投入巨大资本的国家，长远而言并不利于国家发展。

   相比之下，战争会毁灭财富。不管是主动挑起战端还是被动应战，一国疆土发生战争，人力物力的损失难以计量。就物质资源而言，被毁坏的往往不是山岗河流，而是用于居住的房屋和用于交通的桥梁等，这些设施的建设难度大、破坏却很容易，所以战争就意味着财富的不断被毁灭。二战时期，美国本土远离战事，欧洲本土被铁蹄轮流践踏，战后，美国迅速成为世界领导性大国，而欧洲则经历了长达20年的财富毁灭时期。

   所以，只有和平，才有经济的发展。只有和平，才有国家的崛起和持续发展。对中国来说，过去四十年本土和边疆都没有大的战事，确保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进行经济建设，这就是“和平崛起”，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如何衡量一国财富的多寡呢？可以看看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这部著作通过分析财富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在扩大，必须进行制度变革。且不说其分析过程和结论中的诸多硬伤，贯穿他书中的理论公式是“资本与收入的比值”。他采用的模式是用各国可用作资本的财富为分子，用各国GDP作为分母，由此计算的结论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把居民住宅等都纳入了资本项，而国民收入GDP这个指标，一如我们此前所说，存在着重大缺陷。即便如此，他的结论告诉我们：欧洲各所谓发达经济体，资本与收入的比值大致是5-6倍的关系。

   资本收入比5-6倍，意味着这些国家每年的GDP新增量大约等于其静态财富总量的15%。如此而已。不过，按照皮凯蒂的统计，欧洲各国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维持这个水平了，经过二战的毁灭曾低到2倍左右。最近几十年逐渐增长起来了。然后，他的结论是：两极分化严重，欧洲走不下去了。

   但是，美国的这个比值却高于欧洲各国，二战后持续不断上升，目前大约是7-8倍的水平。显而易见的反问是：二战后的欧洲经济不是走得很好吗？美国经济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他的研究却认为这样的路子是错误的呢？

   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来，中国的这个“资本收入比”可能在8-12倍。这是一个财富越来越多、财富创造能力越来越强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是白银时代则必是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应该好好珍惜却反而要颠覆之？

   如今，中国人的财富有多少呢？按照国家统计局2017年7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其中，城镇居民36.6平方米，农村居民45.8平方米。按照城镇7.9亿人、农村5.9亿人计算，存量房面积分别为：290亿平方米和270亿平方米。而2016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金额99064亿元，销售面积13.754亿平方米，由此计算均价为7202元。以此计算，城镇居民拥有的住宅价值至少208万亿元。农村住宅价格按照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则为54万亿元。二者合计262万亿元。即，中国的住宅价值超过260万亿元。按照城市规划的原则，公共用地一般3倍于住宅，算一下其价值，则中国城乡的建筑物价值超过500万亿元大约没有什么问题。

   按照皮凯蒂的说法，欧美各国是没有公共资产的，因为每1欧元资产往往对应着1欧元负债。但是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先进的铁路网和公路网，虽然建造它们时政府有负债，但如今如果按照账面价值评估，其内在价值早已飙升到天文数字。比如，中国铁路总公司注册资金才1.036万亿元，但中国的铁路运营线路已经超过12万公里，其中高铁2.2万公里。按照如今的造价水平，其内在价值早已超过5万亿元。

   这还只是固定的物质财富。如果再考虑其他资本投入等，中国的资本项下有600-800万亿元财富应该是可信的。对应于中国的GDP规模，就是8-12倍的水平，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资本收入比越高的国家，发展潜力越大)。

   拥有巨大财富的国家，如果又不虚耗财富而是注意节俭，如果又维持和平而不轻启战端，从而只创造财富而不毁灭财富，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

   所以，中国崛起的奥秘就在于，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经济道路的第一条：只有一个中心，创造财富。

   二、两手抓：计划与市场

   当然，有人会质疑：新中国成立之后，刚刚建立的政治架构与现在基本类似，中国政府也一直有强大的执行力，那为什么建国之后三十年中国的财富积累不明显，要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巨大飞跃呢？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后存在的重要差异：经济建设既要有计划，更要有市场。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市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经济形式。在中国，远溯秦朝就开始有民间的集市交易，唐宋时期的市场发展已经非常成熟。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范蠡就曾因三次经商成为巨富而名扬天下，以至于被民间称为财神。那时候，范蠡已经总结出“贵出贱取”(高价卖而低价买)、薄利多销追逐10%的利润等商业原则。战国时代的吕不韦则是杰出的商人代表。西汉时司马迁编著的《史记》专门有《货殖列传》，谈经商之道与经商奇才。那时，司马迁在文中就写了谚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说明人们贩运粮食的路程可以达到千里之远。文中还提到了《周书》的记载：“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显而易见，在周朝的时候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商人的重要性。

   只是，在中国古代，民间的商业交易从来都是在政府干预之下进行的，从来就不存在政府完全放任的市场。比如，西汉时期，官方就有盐铁、酒类的专卖制度，也有灾荒时放粮丰年时收储的”均输”及对市场物价平准的机制。昭帝时期的著名的“盐铁会议”就是讨论政府对市场干预的边界问题。

   2000多年前，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就主张发展官营工商业、抑制富商大贾的发展，增加国库收入再来补贴农业生产，促进国防建设等。但这些颇有建树的思想并没有被最终采纳。西汉盐铁论之后，政府取消了关内铁官和酒类专营，其它政府有效干预市场的举措也没有被采纳以至于豪强持续崛起，80多年后，王莽篡政，西汉亡。此后的历代中国王朝，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力度都是不足的。

   最典型的是宋朝和明朝，这是两个中央政府对于市场最放纵的时期。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在宋明时期就早已领先世界。比如，宋朝的货币发行，虽则中央政府有铸币权，但各种货币十分混乱，民间也可以铸钱，这种宽松的制度才造成了“交子”的出现。北宋蔡京当政时期，中央甚至完全放开了盐铁酒茶的经营，实施彻底的市场经济。可惜的是，这种“彻底市场化”的举措，很快就带来的北宋的亡国。

   明朝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不只是不干预，更严重的是税负非常低。有明一朝，商业税负非常之低近乎于无。杜车别在《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一书中认为，明朝文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各个时期坚决反对工商业的加税，由此造成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农业，最后国库空虚，国家无力抗击外敌。

   由此观之，中国的传统就是政府干预市场与市场自由运行二者并行的。只不过，在秦汉或之前的时代，政府干预得多一些，这样的时代，国家就强盛一些；唐宋之后，政府干预得少一些，这样的时代，国家就弱一些。

   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力度，计划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中国人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的。今天，我们所走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路子，既有古代的传统，也有现代的创新，是一条新路。

   相比之下，16-18世纪，西方各国陆续兴起资产阶级革命，并在18世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欧美国家经历了一段从完全市场化到政府逐渐干预的过程。政府之所以在后来会干预，实在是因为太多的人间惨剧以至于社会矛盾无法调和了。很多人如今无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典型的如周其仁教授指出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因为他假设“资本家的交易成本是0”。周其仁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因为，资本家的利润其实一部分是资本的财务回报，一部分是资本家的人力资本回报。

   这样的观点，难道马克思没有注意到吗？并非如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马克思写道，“难道他(资本家)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耸肩膀了”。关于资本家个人劳动的部分，马克思在这里用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他隐含的意思就是所有交易费用都有外在的体现，相比资本家的利润来说，他那点儿劳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为什么如此？因为他的原著中充斥着我们今天无法相信的“市场经济”的例子。看看其中的几个章节，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马克思悲天悯人的愤怒，那种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渴望，这些内心的情绪，让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资本家组织生产的难度和资本家自身的付出应得的回报。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是真正的平民经济学家，因为他的心在底层社会。

   看看1860年代前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无耻吧!马克思在书中披露，法国巴黎的面包店专门为穷人制作的掺假的面包，里面除了发霉的面粉还有肥皂、明矾等添加剂以及白垩土。最极端换的例子，是1862年，一位商人在煤烟(烟囱灰)中掺入了90%的灰尘和沙卖给了农民做肥料，更离谱的是，法官判决这算是“自然煤烟”，农民败诉!

   假冒伪劣产品还算轻的，大量企业都在雇佣6-12岁的孩童从事繁重的劳动，每天工作的时间从早上两三点到深夜十一点。而17-24岁的纺织女工患有肺病的比例一度高达12.5%。铁匠的寿命比普通人短、很多童工寿命非常短却是当时的真实现象。资本家在想尽千方百计延长工人劳动时间、雇佣廉价的童工和女工、提供最糟糕的恶劣的工作场所，甚至于计算工人们如厕的时间、吃饭的时间等。以至于有纺织女工活活累死。想一想，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且成年累月如此，如果你处于马克思的位置，能不愤怒地希望这个制度早日灭亡吗？面对那样的悲惨世界，资本家的个人劳动成本难道不该忽略不计吗？

   在马克思创作的时候，欧洲各国劳工代表正在艰难地争取权利，要求将每日工作时间限定在12小时以内。但是，一直到1880年代的时候，美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大部分是12-16小时甚至高达18小时。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在1886年才通过全国大罢工争取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实施8小时工作制——自由的市场经济，对工人的摧残延续上百年时间，最后还是政府出面，才确定了保护劳工的8小时工作制。

   但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反映的是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工人，其中有一个场景是资本家发明了喂食机器，可以减少工人吃饭的时间。在资本家的压榨下，工人就是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完全没有了自主的人格。

   所以，十多年前，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理应回去补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道路，否则就没法实现发达的经济。其实，民国时期的中国早已探索过那些残酷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夏衍的《包身工》描写了瘦骨如柴的十五六岁小姑娘“芦柴棒”的悲惨生活，从早晨四点一刻开始起床，没日没夜地工作，连温饱都无法满足，遑论工钱。文末夏衍写道，“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

   不要用今天的世界去评价过去。历史早已证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甚至于政府干预越少的市场经济，越是人间地狱。如果放任市场自由运行，不进行计划管理，所有的个体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互相伤害，等于经济上的半自杀。

   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有再去探索早期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直接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管理市场。这些做法，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掌握尺度时走偏，结果就导致许多弊端。正如西汉盐铁论时的决断一样，政府没有能力管理专营制度、平准物价制度等，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是不好的。同样，完全的市场经济有其恶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消灭市场经济就是对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运行，这是一对矛盾体，二者之间谁占优势谁占劣势，固然没有先例依循，但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的政府管理都是错误的，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逐渐从百分之百的政府管控开始松绑、放权，市场经济的成分逐渐加大。中国经济的活力也逐渐增强。此后，虽然市场自由运行方面出现过多次问题，但中央政府的调控管理能力越来越强，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两手抓：既有政府计划、管控，也有代表政府的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或市场运营，也有无数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在限定范围内自由从事生产和经营。这是一种独特的二元经济模式，是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最好的市场模式。

   中国共产党探索的这种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才是最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生活中，无数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大海行船，一定要有船长和舵手，不然一会儿东南风，一会儿西北风，船就到不了目的地。政府就是经济这艘大船的船长和舵手。又如鸟可以在鸟笼里飞，鸟笼可大可小，但不能没有鸟笼，如果把鸟放出鸟笼，飞走了就回不来了。从种地的角度说，玉米单产从100斤、200斤到现在的1000多斤，人工育种、机械化作业、人为的浇水排涝除草施肥等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是让玉米自然生长和进化，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增产。

   经济也是如此。中国崛起的历程表明，健康的经济发展之路，必须是计划与市场并行的，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政府制定规则，让市场在限定规则内自由运行；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同时，政府随时监控经济运行状况，及时进行干预和调节。

   三、三位一体干大事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一改从前的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施了新的变革，做到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宏观上做好国民经济计划，中观上做好产业与区域规划，微观上彻底放开搞活。这样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既不同于西方经济模式，也与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有根本性不同。

   1、国民经济规划。在宏观方面做好国民经济规划，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1928年，苏联曾编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五年后，苏联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准备。随后，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并在随后的二战中顽强抵抗了德国的入侵并取得最终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于1953年。从1966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起，每逢1、6年份公布新的五年计划。在每一份计划中，国家都会列出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随后的五年中，政府各部门围绕计划开展工作和总结。

   不止如此，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往往还同时做好中长期的规划。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随后，1987年起，中共中央先后正式提出了三个三步走的战略，其中都着眼于2049年前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八大后，随着2020年的临近，新三步走的目标更加明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些目标，都体现在随后的五年计划中。这样的长远规划，是利国利民的。在邓小平最初提出三步走规划时，眼光瞄向70年后的中国。到如今过去了近40年时间，中国人实现长远规划的信心越来越足、脚步越来越踏实。这一切，得益于长时期坚持远期目标不放松、中线做好五年规划，短线则依靠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具体落实每一年的行动方略。

   中国的五年规划完成率是很高的。按照胡鞍钢等的统计，六五计划(1981-1985)的指标完成率达到84.8%，完成百分数均值高达178%。七五计划的指标完成就只有71.4%，但预期准确率只有32.1%，且由于通胀等因素一度导致经济滑坡。八五的完成率达到92.6%，但出现了投资过热的现象，导致多数指标被大幅度超越，比如计划的投资规模0.84万亿元，但实际完成2.3万亿元。九五计划之后，计划完成情况越来越好。

   下表是中国历次五年计划中的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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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次五年计划中，最后一次出现经济下滑的年份是1976年。其后的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出现了正增长，即便在很困难的1990年也有3.8%的经济增长。1991年后的25年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更达到了惊人的9.86%，这确保了25年间经济总规模增长10倍，创造出举世无双的经济奇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因为有70年、50年、10年和5年的规划，无论国际国内发生什么变化，经济发展的方向不会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积小胜为大胜，国家面貌就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对中国的宏观规划这一条，用怎样的溢美之词都不为过。

   2、区域与产业规划。宏观有计划、中观有规划。我国的中观规划主要包括产业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等。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实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等地开始设立特区，由此拉开了中国区域发展规划的序幕。36年后，深圳的GDP规模从1.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94万亿元，整整增长1完备。而当时毗邻的香港GDP已经达到288亿美元，36年后为3200亿美元，仅仅增长不过10倍。这是一个相差1000倍的经济增长差异。

   即便以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为分界线，香港的GDP从1773亿美元增长到3200亿美元，20年增长80%，而深圳GDP从1297亿元增长到近2万亿元，增幅1400%——对比香港和深圳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慨叹中国的区域振兴规划是卓有成效的。

   不只是类似于深圳这样的特区才有发展规划。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出台了非常多的区域发展规划。大到中西部、东北地区的振兴规划，中等的如长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发展规划等，小的如某个城市或县城的某一个新区的发展规划。这些区域性的阶段性发展规划，聚焦于某一个地区的阶段性发展，让当地人有盼头、让政府和企业有的放矢，有力地促进了一个又一个地方的持续发展。

   此外，各个产业的振兴规划也如雨后春笋般出台。一方面，每一次全国五年计划出炉后，各个行业都会有相应的规划配套跟进。另一方面，不同产业在不同时期会得到国家重视，因此有特别的产业发展规划。比如2017年4月，工信部等单位联合制定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成为指导中国汽车产业2025年之前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3、放手微观搞活。改革开放前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对微观领域的企业与个人松绑，放手企业到市场上拼搏、放手个人到全国和世界的舞台上尽情施展才华。这是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变革，也是相比此前计划经济模式的最大区别。

   苏联建国后就实施计划经济，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但大多采取了苏联模式，国家彻底取消了市场经济，实施彻底的计划经济。在那种模式下，国家包揽了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链条，甚至于所有企业都变成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一个小的单位。

   完全的计划经济，扼杀了个体活力，也忽略了人性中固有的欲望中隐藏着的恶，因此，它非但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比如，农村的集体出工制度，初期农民还有一些劳动激情，到后期则普遍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在企业，大锅饭制度让任何人都能吃上饭却没太大差异，个人努力与否差异甚微。于是，集体惰性就在各处盛行，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就暴露出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是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将土地分包给一家一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简单的模式，有点象早期的租佃制，刺激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由此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此后，从农村到城市，工厂逐渐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制，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模式，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再往后，从有商品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国家彻底松开束缚在个人身上的各种枷锁，各地的万元户和小业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经济列车开足了马力狂奔，由此才出现了1993-1995年间的投资热潮。

   如今，国家通过制定经济计划、区域和产业规划，在宏观上掌握大方向，犹如大海航行中的舵手。为了引导经济前行，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来适时调节。在微观层面，则通过设置准入许可证、资格证等有条件放开不同领域的企业和个人参与竞争，并通过立法和执法保障微观下的企业和个人的健康合法发展。由此形成了经济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二：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包含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人大政协精英治国、民主集中高效决策；在经济层面，是一个中心创造财富、计划和市场两手抓、宏观中观有规划微观放手来搞活。这就确保了强大的政府可以领导勤劳的人民不断创造财富，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足、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