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适用于中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撰文指出，1960年以来，只有中国大陆、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博茨瓦纳和安曼出现过人均GDP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5%的发展速度。其中博茨瓦纳和安曼属于资源型经济体，博茨瓦纳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但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钻石，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而安曼则依赖于石油，经济增长受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所以，能够保持三十年快速增长的非资源型经济体都来自东亚，最终都顺利加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的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在今后15年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缓解巨大的环境负债、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逐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由于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的一次发言，“中等收入陷阱”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据报道，楼继伟认为“中国未来几年有50%的概率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此言一出，激起千层浪。笔者认为，楼继伟是有名的学者型官员，有学者般率真，但身为官员，未必要如学者那样严谨（诚然，多数学者在讨论众多现实问题时，也并非十分严谨）。“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由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很不严谨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0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一份报告里，两位作者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夹缝中，它们在劳动力成本上失去了优势，不能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竞争。根据他们的说法，很多拉美、北非和中东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而“东亚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则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吗？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在中国很时髦，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在严谨的、经过匿名评审的学术文献中却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原因很简单——“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流行恰巧印证了一个成语：“危言耸听”。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人均GDP在1036-12615美元之间的国家被称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世界银行在划分高、中、低收入水平时用的是绝对收入标准（这个标准每年会根据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而不是一个相对收入标准。如果一直沿用此标准，只要一个国家人均GDP增长大于零，早晚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事实上，世界银行于1988年初次定义的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而在2013年则猛增至76个，也就是说在短短20余年间，已经有35个原来的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这个标准，又何谈“中等收入陷阱”呢？

因此，只有用一个相对收入标准来划分高、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才可能有意义，但也绝非必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国家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的，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下面我用美国作为高收入国家的标杆，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其相对收入水平。根据学术界通用的宾大世界表（PennWorldTable或PWT）的数据，我将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人均GDP不到美国10%的国家或地区划为低收入经济体，达到美国40%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划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0-40%之间的就叫中等收入经济体。以中国为例，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4%，几乎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穷，2002年达到美国的10%，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上面的定义，在宾大世界表的数据中，1960年时全球共有42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12个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它们分别是亚洲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中西班牙、希腊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个国家在1960年的相对收入已经达到美国35%的水平。其他30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还有倒退。这样看来，似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尽为空穴来风。然而，这些国家相对收入增长的停滞，真的与它们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有关吗？难道真如“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所宣称的那样，收入发展“从低到中易、从中到高难”？事实并非如此！

纵观1960年时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50多年里的经济增长情况就会发现，当年的42个低收入经济体中，只有8个国家最终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分别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博茨瓦纳（前者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后者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亚洲的中国、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东的埃及和突尼斯。其余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既不如高收入国家，也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相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

由此可知：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因为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就有所停滞。事实上平均说来，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快过低收入国家。过去50多年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没有明显增加，多数情况下还下降了，这与它们是否处于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阶段无关。“发展陷阱”或许存在，但与收入水平没有关系。而且中国恰恰是少数几个没有落在这个发展陷阱里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尤其不适用于中国

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尤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大国。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拉美和非洲各大洲的全部人口，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不比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小。

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多数属于中上收入水平，还有少数属于中下收入水平。目前除了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可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京津沪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除了这三个直辖市，中国还有30多个省会城市或地级市的人均GDP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沿海省份五年内都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它省份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快过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在这些事实面前，“中等收入陷阱”一说不攻自破。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容易误导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陷阱。

什么造就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奇迹”？

无论是“从低到中”，还是“从中到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阶段跨越都显得举步维艰。但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却是例外，其中最为突出、跨得最快的就是中国以及同处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后者以前所未有的高增长速度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韩国和中国台湾更是经过40多年的奋斗，成功跨过两个发展阶段，从低收入的农业社会跃升为高收入的现代化经济体，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是什么创造了东亚的增长奇迹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几派观点，其中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府”派，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东亚的经济腾飞是强势政府推动符合本地情况的产业政策的结果。但是为何只有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政府干预成功？又为何干预程度较小的新加坡和作为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同样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一观点就无从解释了。

与“发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恰恰证明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可以让任何国家脱贫致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要归咎于其错误的制度和政策，因为它们要么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国家过度干预的工业化策略，要么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些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的市场经济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就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反而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慢。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相关的一些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以及制度质量的排名不只逊色于大多数拉美国家，甚至比很多非洲国家还不如，不过也并没有妨碍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事实虽然无法证明自由派所推崇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增长减速，但起码说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奇迹。

“东亚奇迹”或源自东亚文化

那么，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究竟凭什么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东亚文化”。关于东亚奇迹的文化派解释，1980年代在人文和社会学界颇为流行。文化派认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强烈的成就动机、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是东亚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许正是由于东亚地区人民的这些共同文化，使得东亚在物质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上、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文化派学者的软肋不在其基本观点有什么不对，而在其严谨的理论和定量分析不足。可喜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更加严谨的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960年以来，只有中国大陆、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博茨瓦纳和安曼出现过人均GDP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5%的发展速度。其中博茨瓦纳和安曼属于资源型经济体，博茨瓦纳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但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钻石，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而安曼则依赖于石油，经济增长受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所以，能够保持三十年快速增长的非资源型经济体都来自东亚，最终都顺利加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的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在今后15年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缓解巨大的环境负债、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逐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民主和法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