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坚定地减少“制度性福利”

新一届政府在推进法治与社会公正方面雷厉风行，让此前阻碍改革的利益群体感到了危机。比如近日有一系列文章为公务员待遇叫屈，表达出对公务员养老金改革的忧虑和反对。体制内群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在中国十分罕见。新一届政府对特权腐败的严厉打击让一些普遍享有的日常性腐败消失，他们现在无疑也对自身的“制度性福利”能否继续存在感到担忧。

单从工资性收入而言，中国公务员收入水平并不算高，在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位置。比如在北京这种生活成本过高的城市，公务员工资收入显然比较低，但他们拥有低价购买住房的特权也就对冲了这种收入劣势。而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公务员工资显然是当地社会中上水平，事实上，中国中小城市的“中产阶层”主要由公务员与垄断性事业或国企员工组成。

但是，中国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如此之多，导致其录取率比高考还难。还出现研究生争相报考事业编制“清洁工岗位”的现象，这些职位工资很低。显然，一旦进入体制内，也意味着有了铁饭碗，因为没有竞争与淘汰机制，当然，最重要的是退休后有丰厚的养老金。可以看出，权力腐败以及丰厚养老金是公务员身份最吸引人的地方，如果反腐制度化消灭了前者，而养老金改革取消后者，公务员将会吸引力下降。

从民间一些观点来看，对体制内群体的这种反应无疑普遍持批判态度的，因为其中隐含了一种前提，即不受制约的公务员群体其他的好处并不会消除(如腐败不会短期绝迹)，所以不能继续以财政维持这种本身就不公正的养老双轨制。但是，如果出现了成功制约了腐败的前提，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公务员工资水平其实并不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打击腐败，减少三公消费，狙击官僚主义，让政府真正成为服务性政府，让社会对公务员群体的观感发生改变。其次，中国应该精简公务员队伍，甚至一些地方出现吃空饷的现象。减少供养人数有利于提高在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单就养老金双轨制而言，目前的制度不公主要是公务员在改革后保留了退休金过高替代率，而企业职工降低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但未补上企业年金，从而形成了过高的差距。养老并轨，首先要降低公务员过高的替代率，并让公务员承担个人应缴费的份额;同时，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并逐步提高企业职工退休金水平，从两个方向向中间并拢。

考虑到反腐败已经对一些公务员群体实际收益造成冲击，而且确实在一些大中城市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太高，如果贸然大幅降低其养老待遇，必然会引起体制内的巨大反弹。因此，在公务员自己缴纳个人部分的时候，可以考虑普遍增加一次工资来缓冲。

就人类社会而言，公务员就是为国民服务的一项普通的工作，考虑到他们掌握权力与财政，世界各国将公务员工资普遍设定为当地社会的中位数水平，这不是一个可以发财的职业，甚至经常因国家财政危机而率先影响工资与福利。中国人一直以来对公务员身份的理解是“官本位”文化的一种特殊结果，而且现有的制度也加强了这种认知。但是，中国正在迈向现代国家治理提升的路上，公务员必将回归其本来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