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达尔文主义不适用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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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如约瑟夫·熊彼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同时代的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都将经济视为达尔文主义的竞技场:公司之间的竞争反射出自然选择不带感性色彩的逻辑性。公司混战的结果是…
著名经济学家如约瑟夫·熊彼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同时代的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都将经济视为达尔文主义的竞技场:公司之间的竞争反射出自然选择不带感性色彩的逻辑性。公司混战的结果是,强者存活壮大,弱者萎缩消失。
进化论似乎支持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的三大核心。首先,经济动因是自利,第二,自利会带来公共的利益,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第三,前两大核心会传递出理想结果:最优组合。
但在这一假设中存在一个基础性错误,正如多名学者合著的论文《达尔文看不见的手》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经济达尔文主义倾向于将公司视作个体,但经济动因却分个人和公司的。公司并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体所组成的复杂组织。如果一个公司拥有更少的自利性员工,那其竞争性就会高于拥有更多自利性员工的公司。
公司在争夺市场份额和利益的战役中,所依赖的是集体的选择。当个体为组织奉献更多利益,如工作更久、接受更低薪酬、与他人合作、共享资源、服从层级关系时,那就将提高组织的竞争力。但在现实中,员工不可能做到如是这般。进入公司的员工有个人福祉的寄托,有多样化的目的和动机,他们有自己十分重要的自利需求,如薪酬、地位、自由时间和更好的工作。简而言之,任何进化模式必须包含两个相反但同时推进的过程:公司间的竞争和公司与员工间的竞争。
群体选择更多是文化选择而非生物选择。因为思想传播很快,而且无需代际相传的基因进化,所以文化进化更快也更有力。公司竞争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化选择。除了关注奖罚,个体还强烈地受到社会地位及声誉的驱动。由此,提高公司表现的关键,不是在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间做出无意义的妥协,而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尽量融合个体与公司的利益。(作者系《悉尼先驱晨报》经济学编辑罗斯·吉廷斯贺艳燕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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