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改革“政左经右”说法太片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改革方案还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这被解读为遏制官员腐败的利器。反腐方面还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他就这些新举措的落实和实际作用做了解读。

后续改革不会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第一财经日报：外界很看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措施，您认为呢？

王长江：我觉得是往前走，值得充分肯定。但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无论从哪一方面入手，都会碰到其他问题，最后触及整体。这时候需要高层作出选择，面对既得利益的阻挠，回避和后退是一种选择，想办法向前推进也是一种选择，这需要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

日报：改革的全面方案已经提出，您对接下来的措施乐观吗？

王长江：很多人认为，《决定》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提法不太过瘾，其中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一些老的说法，党的建设提到要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但怎么提高，并没有太多细节性的说法。

当下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入手，是路径选择，全面深化改革推行后，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将触及整体的改革。

现在有些头脑比较僵化的人，总是在想：我们经济上一切都学世界的，可以把市场经济移植到中国，但是政治上必须固守传统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即使是经济改革，也代表着党的理念变化。本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决定制度，制度必须适应市场，这代表了执政党理念上的变化，后续的改革不可能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日报：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是“政左经右”，着重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

王长江：这个说法过于片面。改革释放市场的能量，然后人们自然要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之后，就会产生物质之外各方面的诉求，包括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良好的环境、受人尊重、价值体现等。后面这些就是政治诉求，需要从政治制度上给予安排，不然会阻碍经济发展。

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肯定会带动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的全面发展。按照“政左经右”的说法，政府只管经济发展，打压和抑制政治诉求，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但公信力丧失。

日报：您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王长江：首先是经过多年呼吁，终于有了一个顶层设计机构，对此我充满期待。其次，领导小组这种传统的领导方式，能不能真正起到顶层设计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按照我的设想，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必须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成员应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做过全面工作的领导和退休老同志，对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考，超越部门领导的思维。第二，能够从全局把握问题的学者、专家。第三，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

但领导小组的方式能不能超越部门利益需要观察。如果上面有意要超越，选人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如果按照惯常的领导小组运行方式，让各部门领导进入小组，实际上代表各个部门的利益，领导小组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博弈场，从而难以从全局思考问题。

领导小组没有编制，一般都是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利益太多就丧失了作为顶层设计机构的超脱角色。领导小组人员构成很重要，如果选择干事的、懂行的，就能真正推动改革，提供改革方案。如果定位不清晰，慢慢会演变成名义上的机构，各部门的头头都来参与，就没意思了，慢慢小组也会被弱化。

财产公开宜早不宜迟

日报：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官邸制度，外界认为能化解腐败，您认为反腐方面会有进展吗？

王长江：官邸制度能起到约束官员腐败的作用，但指望它作为反腐的切入点不太现实。

官邸可以区分官员在职和离职的待遇，减轻政府负担。但是就反腐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财产公开。财产公开，内部一直有评估。现在的信息捂不住，公开的具体方法可以商量，但公开不能回避。

我历来主张，财产公开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一个市长，想当市委书记，或者升任副省级，那你就公开，你不敢公开就别想升官，安心享受你的厅级待遇。也就是谁升官谁公开，个人选择。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风险也最低。

日报：财产公开政策会近期推出吗？

王长江：我没法预测。但我认为如果拖得太久，拖到2020年以后再做就不好说了。

设想一下，如果不公开是零分，做了就加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做。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拖一年就降一年的得分，得到的是负分，年数越多越糟糕。

财产公开如果一直拖而不行，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会持续下降。威信降到谷底后，挣分的机会就没有了。过去可以说通过发展经济，赢得普通人的信任和支持，但人们的观念慢慢转变了，普通人现在认为市场经济自然有一种推动力，经济自然会发展，靠经济发展赢得信任比以前更难了。

经济学有“公地效应”的概念，党的公信力其实也遇到了“公地效应”。虽然说起来，党的公信力下降会削弱党的执政地位，但由于它和每个个人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一个人无法向党的公信力负责，于是人们都不把党的公信力下降当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付出党的公信力，为个人捞好处。“公地效应”在贪腐领域很明显，长此以往非常麻烦。

权力要全方位制衡

日报：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由此带来的纪委改革，您怎么看？

王长江：对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方式，主要两大块六类。一块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另一块是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又有三方面，首先是纵向的权力制约，即上下级之间的制约关系，包括上级对下级的制约、下级对上级的制约；其次是横向的权力制约，即部门之间的制约。

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也有三方面，第一是权力的阳光运行，全民都能看在眼里，随时挑毛病。第二是媒体监督。第三是组织化监督，在西方就是各种利益团体组织，包括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

权力监督应该是一个体系，各种监督方式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构成完整的体系。目前我国并没有健全的监督体系，在纵向的监督中，我们习惯上对下的约束，上级命令下级，上级给下级授权，上级随时可以监督下级，随时可以加大力度。但下对上的监督却是缺乏的。横向的监督也缺乏，执行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的相对分离并不清晰明确。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强调上对下的监督，很可能会导致权力失控。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权力？如果加强监督，造成权力更加集中，会带来新的麻烦。我认为可以加强监督，但是同时必须建立健全的制衡和监督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