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释放消费需求有赖于整体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应当看作是重大理论创新和亮点，表明党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有怎样影响？笔者以为，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回落。但仍有持续增长的动力，特别是内需潜力巨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消费需求的进一步释放，有赖于中国整体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改革较为成功，支撑未来中国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居民消费正从生存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

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6166美元(人均38852人民币)，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已从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由主要追求温饱向教育、医疗等转变。在社会需求结构急剧变化的趋势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巨大需求与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有限性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矛盾，实际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行“两个凡是”，即李克强总理2013年3月上任之初提出的，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做到的，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把改善民生、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成了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工作重中之重。而改善民生，加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推动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对缓解上述矛盾，提升内需潜力具有重要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将使居民消费巨大潜力得以释放

中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国家统计局之所以公布这组数据，可能与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数据有关。按照他们的调查，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改革到位和彻底，将使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得到足够释放，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落实。并且，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问题，单兵突击式的改革已难以为继，需要全面改革方能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深化行政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国企、户籍等多方面的改革，需要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甚至政治体制改革，即通过综合措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会起到实效。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打击腐败，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加大财税体制改革，也会对扩大内需起到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中国目前的财税体制问题较多，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以所得税为例，在现行所得税分类征收方式下，由于缺乏对多种形式的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监管手段，致使出现了富人少交税、穷人和工薪阶层多交税的逆向再分配局面，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此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微弱，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范围模糊；转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所以，应当加强个人收入调节。做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政府分配占比高，问题症结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产权制度改革缓慢。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这需要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深化资源价格改革，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出卖资源的收益。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产权是关于财产的权利。由于我国要素市场不健全，要素的产权不明晰，使得各种要素的贡献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场价值得到实现，产权利益扭曲。以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为例，由于“所有者虚位”和“政企不分”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建立了公司制的企业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形成。在企业产权制度不完备，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制度的情况下，草率实行经营者股权激励等向少数经营者倾斜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方面，由于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土地得不到合理配置和使用，还严重助长了政府批地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和徇私舞弊，使少数人中饱私囊，广大农民却不能从中受益。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如果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将会极大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相差近30个百分点。差距大，提升空间也就大。2008年中国内需市场规模只有美国的1/6，但到了2020年，预计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占全球消费总额的25%。这个分析的数字表明，未来10年，我国有望从投资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

进一步推进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步伐

我国目前仍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200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只有39.1%，而到了201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则达到了52.6%。十年间，城镇化水平提升了13.5个百分点，年均达到了1.3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35年间城镇化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既对经济持续增长起了重要保障作用，同时也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平台。

我国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依托的需求潜力释放，是未来10年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优势。201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52.6%，要达到65%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至少还有10年以上的增长时间。

要加快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而这其中的重要阻碍就是户籍制度。要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就是要取消其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为非公经济健康成长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大报告有关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是“平等”、“公平”、“同等”。

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多部鼓励非公经济即民有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36条；2010年又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的36条。2012年7月又出台了新36条设施细则。如果说，2005年搞非公经济36条可以看作是一个重大进步的话，那到了2010年，再搞另一个36条的时候，说明2005年出台的36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经济即民营经济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条件。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对不同的所有者，就是平等对待。而政府的一项重要且基本工作，就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的活力，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进一步放手发展非公经济，让非公经济的巨大潜力得到释放。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指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系统垄断情形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有碍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国有垄断银行或大银行，过多地依赖行政管理，禁止商业银行展开竞争，同时利用存贷差的政策来确保国有银行的利润，利差达到2.5%～3%。由于存款的利率是行政控制的，贷款利率是放开的。2011年银行利润总额达一万多亿元，比前年增长36%以上。银行的巨额利润是在实体经济困难重重和老百姓长期承受负利率的背景下取得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民有银行的发展。因为利率市场化后，民有银行的发展，会提升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存款利率会提高，贷款利率则会下降，这会使银行通过巨大的存贷差获取高额利润成为不可能。推进利率市场化，将会极大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