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存款利率放开前可先行“保值储蓄”

民间资金的流向，往往表明了CPI统计的缺陷所在，而银行存款利率与民间实质利率的悬殊，则必然会驱动民间资金进入各色市场进行保值投资（或投机）。

11月20日，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上表示，将从三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工作：一是通过发行大额存单方式逐步提高金融机构负债产品的定价程度；二是建立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逐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转变；三是调整成熟时，择机放开存款利率管制。

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符合本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指引的，更是利率市场化的大势所趋。在去年央行两次调整利率浮动空间、并于今年7月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可以说，“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已经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环。

但是，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不可能一蹴而就，保守估计至少也需要5年左右时间。因为在存款保险制度仍未明晰之下，仓促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拉高商业银行运营成本，极可能会对我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这就意味着，在存款利率管理放开之前，在我国货币市场的游戏规则下，普遍民众（储户）仍将是被动群体，仍将遭受一定期限政策性的“利差掠夺”。

这种政策性的“利差掠夺”有必要改变，尽管这是迟来的公平——自2003年银行业改制之后，我国货币市场政策，一直倾向于通过“利差垄断”维护商业银行以及信贷融资方的利益，而过于忽视储户的利益，即使去年将存款利率上限调整为1.1倍后，与同期贷款利率下限从0.9倍陆续下调至0.8倍、0.7倍、乃至今年7月完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相比，储户与商业银行和信贷融资方利益倒置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改变这种政策性的“利差掠夺”，可以借鉴当年的保值储蓄政策。尽管，“保值储蓄”启动的前提，一般认为是存在恶性通胀，如1988年-1989年以及1993-1995年，面对其时高达14%-24%区间的恶性通胀，央行通过实施保值储蓄政策维护储户的利益。

这种恶性通胀的局面，当下貌似已不存在，甚至去年2月我国持续近两年的负利率年代亦已“转负为正”。可是，在我国CPI统计权重过于忽视居住和服务的情况下，我国真实通胀水平很可能远高于统计局得出的CPI指数。如此推断，虽然没有翔实数据进行直接论证，但通过历年来我国民间资金疯狂涌入楼市以及近两年来热衷于各色理财产品，亦可以间接感知。因为，民间资金的流向，往往表明了CPI统计的缺陷所在，而银行存款利率与民间实质利率的悬殊，则必然会驱动民间资金进入各色市场进行保值投资（或投机）。

所以，在“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之前，重启“保值储蓄”政策未尝不可，如此，既能给一直遭受“利差掠夺”的储户以迟来的公平，更能起到倒逼商业银行转变运营模式之效，从而为未来全面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拓宽政策实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