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谁说国企改革低于预期？

三中全会公报中，已经确定了国企改革要以市场化为方向，但同时也重申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于是乎，市场开始失望，认为国企改革低于预期，似乎大家认为，没有提及私有化的改革就不是真改革。

国企改革真的低于预期吗？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作为执政党的改革方案，只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全面否定，其实混合所有制的地位已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公报中的最新表述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就意味着民间资本可以更多参与国企经营。

其次，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并不等同于国有企业主导，也不等同于国有企业不需要深化改革、不需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企存在的弊病需要破解，活力也需要激发。正如全会公报所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包括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而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关键连接点，因此国企改革是促进经济市场化的关键。国企改革事关公平市场环境的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

最新公布的公报细则《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下称《决定》）给出了一个堪称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方案，其推进完全符合我们此前的预期。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平等待遇和混合所有制，私有化未必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竞争一定会，公平竞争会真正激发活力和创造力，而竞争中性也是TPP等新一代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要件。因此市场化导向是必然趋势，而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之一，国企改革也必然会加速推进。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第二轮国企改革大幕已经开启！

具体到改革层面，我们认为应该区分国资改革和国企改革的区别。

国资改革层面

国资改革层面，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力量，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以资本的形式与其他所有制资本混合交叉持股，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认为，国资改革的核心方向是国有资产资本化，通过资本管理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同时国有资产覆盖领域的调整和国有资本的有序进退。

正如《决定》所说，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我们认为，国资改革的具体路径是国有资产资本化，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国资的战略掌控力、社会公益保障性等。国有资产必须进行分类管理，这是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以及确定合适的国有经济布局的基本前提。国资合理配置，有进有退，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利益的关键领域保持控制力，而在其他一般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在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加大投入发挥国资“集中力量好办事”的引导作用，引领经济转型的方向。即便是在国有经济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金融、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产权多元化，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民资或外资，打破垄断，搭上市场效率的便车。

实际上，例如铁道部这计划经济最坚实的堡垒也已经被攻破，从政府的一个部门变为一家企业。更为重要的是，近期公布的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支线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率先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路。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类似的也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实践中，以BT、BOT、BDOT为代表的市场化模式正在成为主流，推广难度也较低。

无数的案例证明，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竞争一定会。比如在电信行业，三大电信运营商被新兴的轻型运营商OTT例如腾讯等围追堵截。所以竞争性的混合产权制度安排是产生鲶鱼效应的一种手段。而资本市场规则的改进和银行体系的市场化会构成外在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

除此之外，还必须同时强化国资收益的社会保障和财政支撑功能，发挥更多社会性作用。例如，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国企分红和退出得到的资本，应全部划至全国社保管理机构以充实养老基金，再以财务投资形式重新回笼到资本市场进行保值增值，为消化未来国民养老的隐性负债提供支持，即实现国有资本积累成果的全民共享。近期有观点质疑央企利润上缴比例提高到30%可能会对相关企业盈利产生压制，我们的理解恰恰相反，这里上缴公共财政的是国有资本运营的收益，而非直接收取企业经营利润，相当于国资股份从企业拿到的分红利润用于社会保障，这也就要求国资运营进一步提高效率，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社保基金就是典型的运作案例。

国企改革层面

国企改革层面，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之一，已经成为整个市场中重要的一环，企业的天生职责就是追求利润和股东回报最大化。因此，对于国企的改革必须以推进市场化、参与公平竞争、激发竞争活力为方向。

国企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参与公平市场化竞争、提高效率、激发活力。具体内容包括：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经营层股权激励和问责机制）、引入外部竞争（垄断行业放开民资发挥鲶鱼效应）等四个方向，从而提高国企经营效益和竞争活力。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当前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最主要凸显在领导集权、运作不协调等方面。我们认为，国企改革的第一步需要内伸性调整，即制定合理、有效的制衡型治理结构，扁平化的管理体系以及管理层领导治理能力的专业化，同时，可以引进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源整合能力。

产权多元化的核心实现路径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到国企改革之中。国有企业在较长的历史中遗留的问题并不能在一朝一夕间通过内部的调整实现跨越，而我们认为更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外部的冲击进行多元化的管理，而产权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或是实现这一方式最快捷的途径。近期，我国国有企业也有陆续出现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苗头。

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这也是国企改革的重点。以往国有企业运营的弊病更多在于激励机制的不到位，即使有一定的激励仍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而国有企业内部对于经营业绩以“达标”、“过线”为基准的经营理念，也是阻碍发展最大的屏障。因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从管理层开始，包括底层员工都需合理的考核、薪酬机制，国企管理层、普通员工终身制需要被打破，收入分配更需根据业绩考核进行衡量，同时，在保证国有企业基本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有效激励机制加大鼓励企业超越经营目标。

打破垄断，引入外部竞争，发挥民企的鲶鱼效应。我们认为，改革的核心在于激发活力，因此，以市场化的方式带动起国有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真正的目的。对于资源集中的行业，应有效打破一体化的垄断，产生竞争，带动产业积极性，同时，也或可适度引入民资，让原本安逸的国有企业有危机感，有效激发产业发展的动力。我们以电力行业为例，在2002年，电力行业进行了厂网分离，通过发电端的拆分，带动了发电市场的竞争，以国家五大发电集团为核心，并催生出众多电力事业民营企业，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发电能力以及多元化发电的方式。

回到资本市场，我们认为，国企改革依然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改革的成效也是渐显的，相关上市公司短期可能难以有快速的业绩提升，对于一些过去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而言，甚至可能初期是被集中改革的对象，但我们毫不怀疑改革最终将带来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