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度淘金？

印度拥有12.6亿人口，是一个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新兴市场，对中国企业家充满了诱惑。

今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印期间，向印度总理辛格提出了在印度建立“中国工业园”的提议。5个月后的10月23日，辛格访问中国，在北京正式宣布印度将成立“中国工业园”。

“中国工业园”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印投资取得重大突破？答案可能是暧昧的，时代周报记者独家专访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高志远获悉，中印两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立“中国工业园”的概念刚刚开始，中印两国政府尚需要对具体政策作进一步磋商。

对中国企业家而言，“中国工业园”概念非常诱人，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诸多。印度政府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将政策落实，尚需时间考察。

印度地方政府来华重金引资

相比于政府层面，两国民间和地方的合作已经热起来。印度中央邦已经先行一步，地方政府投入百万人民币在中国招商。北方邦、坎那塔卡邦也都已经在中国进行考察招商。

辛格访华的同时，印度中央邦政府已派专员同步在北京、广州、成都三地举办“招商说明会”。负责这次招商项目的中央邦政府办公室官员中央邦政府办公室莫汉(Lalit Mohan Belwal)(LalitMohan Belwal)告诉时代周报：土地税收方面的政策，可以和中国90年代的招商力度媲美。官员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希望吸引中国企业家到印度投资建厂。

10月24日，广州越秀宾馆招商会现场，莫汉向广州的企业家介绍了中央邦的优惠政策、政府承诺和服务等，力邀中国企业家组团参加今年12月20日-23日在印度本土举行的“HAAT展会”，和印度本土的销售商接触，并进一步考察投资政策和环境。

中央邦在现场邀请100个中国商人，为其提供在印度5天免费的交通、五星级酒店及免费的展位等优惠条件。为此，印度中央邦自掏腰包，将花费数百万元人民币。

莫汉还透露，他们吸引中国企业进驻“工业园”的优惠政策，以印度现行的“经济特区”的政策为蓝本，但与之前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的是，中央邦给的是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土地，不是农民的地而是政府的地。

广东省国际经济协会的陈斌告诉时代周报，他非常清楚，印度任何一级政府向来不会如此不惜重金，可以说这是印度地方政府有史以来最大招商引资的投资。

对于中国工业园，负责土地项目的中央邦农业部官员Shawahip Siddiqui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印度值得投资的原因在于辛格访华后，印度市场将对中国全面开放，这是开拓商机的大好时机。中央邦是一个透明的政府，对外商投资非常支持，邦政府还有大量土地，并有相应的土地优惠政策。简而言之，印度中央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中国企业来印度投资。

“日韩已在印度进行了大量投资并收获颇丰，为什么中国不呢？中国具有大量的人力资源、投资与人才，可以为两国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ShawahipSiddiqui不遗余力地推销。

中央邦在中国的推销可以追溯到2012年6月，其代表团先后到访中国的长沙、成都、广州，考察了几个城市的畜牧业、水果蔬菜批发中心、生猪交易中心等。今年再次到访中国，特别考察了广东专业市场。

“中央邦要向广东学习—不能只盯着农业，可以把中央邦打造称一个全印度的商贸交易中心，以商贸为主，成为全印度的市场集散地，又作为中国专业市场产业的移植基地。”同时兼中国工业园项目最高执行官的莫汉强调。

除了中央邦外，古吉拉特邦也充满热情。邦长纳伦德拉?莫迪2012年访华后，在邦内划定大片特区，吸引中国厂商投资建厂，每年春节还有庆典活动笼络中国厂商。莫迪在印度被认为是未来总理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他推行的政策备受关注，吸引各邦争先效仿。

曾在印度留学多年的印度研究专家陈思对印度事务较为熟悉，他向时代周报表示，十年前印度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成就、变化、机遇。这期间不断有印度厂商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资讯，向中国学习。印度地方政府普遍感到，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间了。

负责印度市场多年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姚卫民告诉时代周报，从政治体制上讲，印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相当松散的，地方有较多独立权，所以很多政策上中央和地方不能画等号。但在中印合作特别是中国工业园方面，虽然地方政府已经行动，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园或者经济特区已经遍地开花，但仍然受到中央相关政策的限制。

荆棘遍布投资路

与印度中央邦政府的热情迫切相比，广东企业家显得有些顾虑未消。

10月24日在印度中央邦的广州招商会上，广东建材、汽车(行情专区)、通讯(行情专区)等行业协会的代表与印方签约，确定会组团参加12月在印度举行的“HAAT展会”，进一步考察印度市场，但同时表示投资需要谨慎。

深圳市移动通讯联合会执行会长唐瑞金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工业园是否可以落实，不能的话一切都是空的。进出口关税、产品检测、人身安全等问题，都让中国企业对到印度投资表现得非常谨慎。

深圳贸促会副秘书长刘艳也对时代周报表示：“尽管有很多企业表示有兴趣到印度投资，但是很多企业对于印度政府的行政效率、诚信问题表示担忧。去印度投资尚需要考察。”

一位曾经在印度投资失败的厂商代表告诉时代周报，由于印度是一个普遍信教的国家，印度人花在宗教礼拜上的时间非常多。另一方面，印度的劳工法非常严格，印度人下班后以及周末从来不加班。这些都会影响到投资效益。

产业工人素质也是一个瓶颈。一位曾到印度投资建厂的企业人士抱怨：“如果在中国，你随便给一个工人一个圆筒，他们马上就能及时高质地做好。在印度工人就不行，会出诸多差错。印度没有那么中国熟练的产业工人阶层。”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为时代周报分析，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建厂确实面临诸多问题。印度的基础设施很差，这是首要障碍之一。中国企业需要熟悉印度的商务运行法律，合理合法地经商。能用英语和印度人进行沟通，要尊重印度的民俗，使产业和民俗文化，历史传统协调传统等。

从以往经验看，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之路遍布荆棘。华为的主要业务网络设备，目前已经占印度市场的20%-30%。但即使是华为这样的大企业，进入印度10多年来也时常遭受所谓“安全问题”的困扰。TCL则因为印度合作方无信用，没有业务掌控和定价方面的发言权，而遭受巨额亏损，2002年曾一度退出印度市场。

“这个‘中国工业园区’的愿景计划，企业界有理由乐观其成，并期待这一举措能为两国进一步的相互投资和合作提供更有利、有效和便捷的平台并产生集群效益。而下一步的关键是，这一愿景计划如何切实可行地尽快得到实施。”姚卫民谈道。

印度产业缺陷造就中国机遇

然而中方的各种疑虑和提问并没有熄灭“印度推销员”们的热情，他们不断强调印度的机遇，也承诺改善投资环境。

“印度的神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莫汉强调，“连印度教神灵画像与供奉的塑像都产自中国。”

“印度的农业和服务业发达，而制造业非常欠缺，所以印度非常依赖来自中国的商品。印度传统节日里用到的彩灯、彩花、鞭炮等都是中国制造品，印度传统服饰‘纱丽’从中国进口，甚至连印度总统大选所用的气球、徽章、面具、彩灯和横幅等选举物资也是中国制造。中国的产品不但便宜，而且色彩斑斓，选择多样，都是抢手货。”莫汉反复补充。在中央邦政府看来，印度市场需要来自中国的商品，但既然中国要出口商品，不如直接吸引中国企业投资设厂，能解决就业，拉动经济的增长，这非常实际。

在印方看来，印度有缺陷的产业结构和针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应该能够让中国“向南看”。

资料显示，印度在“十二五”期间(2012年-2017年)，将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万亿-1.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8%--8.5%。投资将主要用于道路、电力(行情专区)、供水等领域。而辛格在中央党校发表的演讲中，也特别提及，未来5年印度计划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万亿美元，欢迎中方参与投资并提供经验。

而2012年，印度第一产业占比17%，第二产业18%，第三产业65%。第二产业薄弱的印度，非常需要中国企业的加入。另外印度12.6亿人口，一边有3亿中产阶层，一边约有4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具有巨大潜力的未开发市场。

从中央邦的角度，印度需要中国的投资者去开展贸易和投资建厂。而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高志远则自信地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被迫需要进行产业转移，而印度又是一个拥有12.6亿人口、且25-30岁的青壮年占人口比例40%的国家，印度的市场很大。

中国学界和企业界普遍认为，中印商贸有很强的互补性。“走出去是目前我国大力支持的海外投资战略。中国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产业升级的问题，可以在印度获得比较优势。‘中国工业园’可以促使印度进一步对外开放，也推动中国企业走到印度这样巨大的市场。”权衡表示。

“印度经济尚处于大力发展制造业阶段。制造业占比17%-18%。印度必须通过工业园区的平台推动制造业发展，解决就业，加快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杜幼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目前印度的经济水平相当于中国90年代初，与中国相差20年，面临60%人口的城镇化，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行情专区)行业的机会巨大。”一位中国房地产商告诉时代周报。

“欧美技术含量非常高，劳务成本也很高。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对印度而言，转移中国制造业又是一种成本低廉的提升方式。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的积累，刚好是印度缺乏的。中国产能过剩的东西如家纺、手工、建材、电子等都是印度需要的。”另一位参会的制造业人士表示。

杜幼康认为，中印设立“中国工业园”的概念，是一个战略上的考虑。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印度是“世界办公室”，两国各有强项。

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高志远：“中国投资者去哪里再找一个12亿人口的市场”

印度驻广州总领事有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高志远。这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印度外交官，1999年来到中国，目前举家都在中国生活，对中印两国经贸关系观察颇深。

在时代周报的专访中，高志远三次用自己的左手握住右手，试图强调，中国和印度，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生产不足，需要各自作出让步。像左手和右手，都必须主动伸向前。

从印度地方政府的动作来看，他们非常需要中国的投资者去开展贸易和投资建厂。而高志远则有自己的角度，他更愿意强调，中国企业也面临问题，有迫切到印度投资的需求。相比于招商引资，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平衡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访谈中，高志远也表达出了印度的自信：印度更透明、更国际化，更被世贸认可。印度的市场环境更安全更自由，这是世界银行(行情专区)认可的。

时代周报：你能谈下印度设立“中国工业园”的具体进展么？

高志远：在印度设立“中国工业园”是今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时首先提出来的，目前双方还没有正式宣布建立工业园。这个是很好的理念，但印度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企业有兴趣，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业园区，具体在哪个位置，中方需要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实际的东西还没谈。

工业园区应该是由中国的商务部负责对接印度的工商部，双方从了解到落实不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很多实际的东西还要再谈。比如，印度方面说，我们在印度南方已经找到一个地方来做这个工业园，中国方面说，我们已经准备了50个投资者。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等待，我们首先要了解，哪些中国的企业想在印度投资，但找不到土地。

时代周报：在印度是否存在专门的日本工业园或者韩国工业园？

高志远：没有所谓的日本工业园或韩国工业园，但在一些园区里可能某个国家的公司会多一点。印度28个邦有500多个特别经济区。印度大部分的工业园区主营的都是服务业外包，一个工业园区里往往30%—40%都是关于软件、研发产业。中国是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印度是服务业发达的国家。服务行业占GDP65%，但是制造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对GDP贡献大概是15%—18%。

工业园是双方经济关系的一个部分。目前印度没有给一个国家一个特别的工业园区。我们希望各个国家到印度来，我们给一个统一的平台。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什么都是很独立的。

时代周报：印度政府吸引中国的制造业的动力是什么？

高志远：不是这样的，不是印度要来吸引中国制造业，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觉得印度市场很大。年轻人的比例现在是总体来说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60%的人口是25—40岁左右的。未来十年，他们的消费力很高。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中印之间的贸易主要面临什么障碍？

高志远：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不允许印度的产品进来。印度希望出口一些蔬菜水果，但中国不允许。我们曾想让一个产品进口中国，结果谈了3年。从1999年开始我就在中国，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2002年拟定可以有17个产品进入中国，每一个产品好长好长时间的谈判，到现在只有3个通过。等这17个都谈好了我也退休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对于可能前往印度的中国企业，印度有什么偏好吗？

高志远：目前在印度，有200多家中国公司，他们都是很好的投资者。我们没有什么不欢迎的企业，但关键是中国有哪些投资者想来？一些大的中国企业，如华为、中兴、联想、海尔都投资印度多年。印度给华为提供了很多大的订单。若是他们觉得印度市场很难，为什么不撤退回中国？正是因为印度市场的诱人，试问除了中国和印度外哪个国家有12亿多人口？我们当然欢迎有概念，有文化的公司。但而很多中国人表面说想来投资，到印度考察了一圈，但是其实只是希望做贸易，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要考虑到逆差问题。

时代周报：在吸引中国投资方面，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是同步的么？

高志远：印度中央政府来决定国家的投资政策。邦政府会落实国家的投资政策，但是地方政府也会给予地方的优惠政策，比如便宜的土地、免税等。但如果是很普通的公司的话，那可能拿不到什么优惠。当然土地价格会便宜。对于一般的投资者，印度的投资政策不会有变化的，投资政策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