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端发力突破经济结构调整瓶颈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而这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破解中国中长期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理论创新。

跳出主流教科书局限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首先说“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须反思。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问题。

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也往往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两房”和花旗银行等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进行选择式注入，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理论界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提到的页岩气革命和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框架，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有上述这种反思之后，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更开阔的、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视野，考虑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毕竟是一种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第三，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不同主体，如市场、政府，以及“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应实现互动。

“八双”改革政策主张

上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大部制”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简要地说，前面主张的这些“立”，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特别需要注重供给端、需求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着近年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日益表现出局限性。经济下行中再复制式推出“4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而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