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还要过大关

昨晚和一家地方国企的领导人交流，企业是所在城市的经济和财政支柱，一般都是市委常委一级的干部到企业担任董事长。他说自己的苦恼有两个：一是年年必须增长，不断上规模，不能像民企那样允许“波动”；二是政府常常会把一些办不下去的国企行政性地划给他们，要他们帮助消化。长期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来越强，原有主业在整个企业集团的收入占比下降到不到1/3,5万多员工中差不多4万人都是并进来的其他产业的员工。

这样的问题在不少地方都存在，其本质还是，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好政府和国企的关系，中间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里？

国企改革是一个老问题，但因为涉及到所谓“国企是执政基础”的看法，始终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也就是真正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多种所有制经济被包含在基本经济制度之内，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又怎么可能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呢？不错，党就其起源而言有阶级属性，但阶级属性本身也在历史性地变化之中，特别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就是在回应历史的新变化。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绝不止于“国企”。

现实和许多研究都表明，相比民营企业，国企拥有较多的资本、原材料(行情专区)和中间投入，但总产量和附加价值份额相对偏少。国企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少数国企，它们的盈利能力常得益于竞争少、廉价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通过特殊地位获得的政府采购、银行(行情专区)支持等方面的倾斜。但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只有让民营企业与国企在关键领域展开竞争，才能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重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