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释放改革红利 全年7.5%目标可以实现

范剑平：上半年经济增长水平低于预期，主要原因是资金要素价格的扭曲，即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实体经济不利。稳增长的压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马晓河：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总的看法是谨慎乐观。当前，经济增长上行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无法通过产业链有效传递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陈道富：我国的金融市场已到了调整的临界点，有必要主动推动国内的去杠杆过程，及时释放金融和经济风险。

贾康：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需要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需要释放改革红利。

证券时报记者郑晓波尹振茂贾壮许岩

新一届政府首份经济半年报昨日出炉。面对错综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这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走势，经济增速回落意味着什么？全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今年以来，一系列旨在“转方式、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出台，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问题？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一轮新的危机？下半年，在经济增长“保下限”的基调下，决策层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分析师范剑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

经济增速低于预期

结构调整压力凸显

证券时报记者：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您如何看待这些数据，与您年初预期是否有差距，导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陈道富：去年底预计今年的经济形势可能与去年差不多或略差一些。预计经济上半年可能仍会延续去年底的弱回升态势，三季度后才可能出现下行。但实际的情况是，经济从一季度开始就出现了下行。主要原因：一是在收入下降和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下，消费市场出现超预期的下降。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回升力度弱于预期，制造业下滑速度略高于预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受资金和结构转型等因素影响，换届推动的基础设施等投资拉动效应较小。

贾康：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低于一季度，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和年初的预期有些差距，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也就是说，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结构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我国结构调整虽然提了很多年，但过去没有得到很有效的调整。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随着人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加上我国经济增长依赖的投资效益递减，多种下行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当前经济的低速增长。

范剑平：上半年经济增长水平低于预期，主要原因是资金要素价格的扭曲，即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实体经济不利，政策没有及时调整。首先，汇率的过度升值伤害了真实贸易活动。实体经济受汇率升值伤害最严重的是沿海外贸型中小企业。其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计成本的融资行为抬高了利率，成为资金市场秩序破坏者。今年以来，货币信用总量扩张快，但实际利率高，且在不同部门间分化：房价上涨预期导致房地产实际利率为负，地方融资平台对利率不敏感，二者的融资需求限制了市场利率下行，而制造业企业在如此高的资金成本面前没有投资意愿，产能过剩行业也不应该进一步投资，出现制造业投资下滑。

马晓河：上半年的数据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去年6月份之后国家纷纷采取包括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等刺激经济，国际上各大经济体也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很多人因此认为经济形势会开始向上走。

但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出口出现负增长、投资增长较慢、消费增长低于上年，这些都是预料之外。只是到了今年第二季度之后，许多人的认识开始有所转变，认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在增大。

出现这种情况有几方面因素。首先是国际环境的影响，尽管美欧日各大经济体纷纷刺激经济，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人们想象中恢复得那么快，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就不会那么快，从而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增长，进而通过贸易的传递乘数关系影响经济增长。

此外，还有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在供给链条上替代中国，从而导致中国产品的出口更加困难。国际市场的需求本来就不旺盛，世界发达国家温和复苏，由温和复苏产生的有限需求，并不是全部让中国拿走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了。如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尼、孟加拉、斯里兰卡等都在用低成本发展与中国相同的产业和产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这种供给替代主要集中在一些中低端产业，由此导致中国这些产业的出口增长不会太快，甚至出现负增长。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加大政府权力制衡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新一届中央政府组建以来，针对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包括行政财税金融改革在内的一些思路和措施。如何看待这些思路和措施？能否有效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马晓河：5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央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解决诸多问题，这些改革如果能在短期内落实到位，会对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有帮助，会为下一步的经济增长积累改革红利，创造新增长的制度条件。

陈道富：我国当前的改革正在沿着积极的方向推进，特别是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思路。改革有助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改革是“破坏性创造”，是“有破有立”。只有做好充分的“立”的准备，“破”才是真正的“破”、彻底的“破”，否则总会投鼠忌器。当前的“立”，至少涉及三个方面，必要的内需增长、必要的社会救助等安全网、较为充分的金融风险应对。

改革的关键，是重新确立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关系。市场经济需要有“法治”基础，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秩序保证，同时也需要政府建立市场化经济中的调控体系。当前的经济和金融乱象，与政府的过度干预，并由此产生额外的责任有关。转型过程，在政策目标较多时，必须使用行政性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只是“桥”，过河就要拆桥，否则将带来更多的扭曲。

范剑平：管住政府是改革首要任务。先将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权、建设过程监督权、投资效益问责权、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政支出和收入审计问责权交给同级人大，应当让更多专职年富力强的委员进入人大常委会。对政府权力加大制衡力度。其中，投资项目和财政预算细节公开透明是关键。普通民众应获得公开透明财政信息的知情权，围观就是力量，评头论足就是舆论监督。

贾康：从宏观调控角度来讲，经济平稳运行需要各种政策相互配合，即需要所谓综合的、相互配合的调控措施。这些政策包括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这里面比较关键的是一些可操作的经济杠杆，就是要借助市场力量，在激发活力释放潜力的基础上，对民营资本做适当引导。从年度和中长期来看，当前我国最关键的是如何实质性地推进改革，这就是现在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对下一阶段改革的全面设计，这才是真正治本的方略。

全年增长7.5%问题不大

应坚持中性货币政策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下半年经济走势？您认为下半年该采取怎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范剑平：稳增长的压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只要增长在下限以上、物价在上限以下，就不要过多考虑速度和就业，要把调结构和促改革作为长期稳增长的立足点。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各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将会在7.5%上下波动，全年会略高于7.5%。

我的政策建议是，当前中国的结构问题是不合理体制的投影，根本出路只有通过体制改革释放经济活力，为经济发展增加新热点，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限制地方政府投资、制约房地产投资的盲目扩张。加法减法一起做，才能保持经济平稳。结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问题决心要坚决，手段要逐步加压。中国短期仍将会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政策环境将会保持相对稳定，主要是盘活存量；中长期看，改革是主要政策选择。

贾康：最近，中央领导提到经济增速底线问题，我个人感觉经济增长按7.5%的目标来安排是有必要的。不能一下子降到7%，因为需要考虑中国经济下降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适当回落是可以的，但是回落偏快就会产生副作用。所以，按照经验来说，争取7.5%的年度增速比较合适，这意味着全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在7.5%或者再高一点。这样才能使大家在稳定预期之后，有条件将更多的注意力聚集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

如果要保住7.5%的底线，当前我国仍然有政策手段和操作空间，但要审慎使用，关键是要让各方面聚焦增长质量。就具体政策而言，下半年，货币政策不应该预先强求，而是应该相机抉择。既然有了增长底线的意识，同时又要强调优化结构，就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其含义就是要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因为经济运行均衡点不是一个固定状态，而是一个演变的状态。财政政策方面，要强调区别对待，也就是所谓的结构对策，即有目的、有区别对待地优化结构，当然大前提是要依靠市场，让市场起作用。财政需要盘活，还需要相关机制创新加以配合。

陈道富：我认为，下半年应坚持中性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当前的资金市场扭曲现象较为严重，大量的金融资源，通过影子银行系统间接进入地方融资平台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剩产能及房地产领域，推高了市场利率，挤压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市场的“挤出”效应较为明显。货币金融领域的放松，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局，在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特别是政府的隐性担保没有得到合理管理的环境下，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当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我国仍应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不轻易降低基准利率，在没有出现较为明确的资金持续流出的情况下，也不宜轻易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我国有必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环境下，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紧的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压缩行政开支，税收和费用的征收更加严格。有必要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量，以支持必要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关系到未来的一些民生建设，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马晓河：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总的看法是谨慎乐观，经济增长将会缓慢上行。但是，今年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在低谷阶段缓慢前行。从趋势上看，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中长周期的增长下行阶段与短周期的V形波动相叠加时期。

当前，经济增长缓慢上行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先是外需不足，该领域正面临近几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其次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困难加大。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成本上升，企业融资难，企业外部服务环境变差。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无法通过产业链有效传递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下半年，宏观调控要平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中央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可以在结构上进一步优化，如能否加大对消费的支持力度，是否可以在支持消费方面进一步出台一些支持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当前应该保持货币中性，适当增加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假如中小企业出现流动性紧张，就可以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于企业的贷款难和资金紧张，可以利用一些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引导信贷向这些企业流入。并对金融机构的理财和信托产品加强监管。防止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大企业将资金依托金融机构通过短期理财和信托产品借给地方融资平台，挤压实体经济融资空间。

下一步金融领域还应该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向前迈一步，如适当放开利率，放宽存款利率上浮限制，适当放开贷款利率下浮限制。银行应该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贷款利息之外的费用，如担保费、信息服务费等，以减轻企业负担。下半年，改革步伐可以适当加快。

破解房地产调控难题

关键点是土地及地方财政

证券时报记者：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火热，近期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拿地热情高涨，地王频现，土地出让金也水涨船高。当前您认为破解房地产问题的关键点在哪？是否应该出台更强有力的措施？

贾康：我曾提出房地产中长期必然是个上扬曲线。既然上扬曲线不能改变，那么就必须考虑双轨统筹，把保障房这块赶快做好，管理要赶快赶上，让不能承受价格上扬的低收入人群和夹心层也有居住的地方。这样一来，房价上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非议。房地产调控归根结底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手段，通过制度建设来使之合理化，这不仅包括社会热议的房产税，还包括其他各种税费的合理化整合，从土地开发到交易到保有，要全套的合理化，房产税只是其中最难最有争议的改革事项。

陈道富：看清我国的房地产问题，应该将房地产、土地收入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影子银行等作为整体来考虑。房地产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地方财政问题。土地改变用途的权力以及收益分配问题是一个关键，土地收入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财权和事权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是另一个关键。表面上看，房地产市场与货币相关，是货币投放和宽松的媒介。但支持这种货币投放的关键，却还是土地收入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隐性担保。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能力，大量以国有企业方式涉足房地产领域。这构成了自我循环的链条。

因此，破解房地产问题的关键点是土地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财政问题。但货币却是促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关键。犹如欧洲市场，表面上是债务和货币问题，但本质上却是欧元区的协调机制以及内在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我国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市场力量，推动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从而为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根本的条件。

马晓河：我们应该对房地产投资投机性需求进行调控，但房地产调控目标主要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市场出现大起大落。这应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统筹考虑：第一，从总量上稳定增加供给；第二，从结构上要保障穷人有房子住；第三，利用房地产税调节市场需求；第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分流拥挤在房地产领域过多的资金。

金融市场迫近调整临界点

决策层应该树立忧患意识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很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今后的经济形势，认为平台贷款、影子银行等给银行系统积聚了太多的风险。您如何看待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中国会出现所谓的金融或经济危机吗？应该如何避免？

马晓河：中国现在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地方投资热造成的地方债务在持续增加，铁路、公路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也积累了不少的债务，这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但我认为，同美欧国家相比，我国的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关系还处健康范围，只要加强监管，总体可控，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陈道富：我认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已到了调整的临界点。考虑到美国经济已稳步复苏，已在考虑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这将改变国际货币环境，留给我国主动调整的时间已不多了。我国有必要主动推动国内的去杠杆过程，及时释放金融和经济风险。

在资源已较充分使用的经济环境中，实体经济的去杠杆，是建立市场合理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经济转型所必需的。金融不再加杠杆，通过行动纠正市场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则是破坏“僵尸企业”存在条件、启动实体经济去杠杆的重要因素。考虑到金融调整具有自我加速的特点，当且仅当实体经济已进行不可逆的去杠杆，且开始建立起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时，宜大幅度放松货币，隔离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切断金融系统的自我恶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必要损害，使金融系统能正常发挥作用。

为此，我国需要四类政策：一是纠正市场上对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预期，实施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遏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二是需要为实体经济去杠杆过程的兼并重组、失业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三是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新的投资创造条件。四是要有切断金融调整的方案以及应对经济去杠杆过程负面冲击，包括社会稳定、扩大内需和金融风险化解的预案。这个过程，关键是合理引导并调整市场预期，使预期调整和去杠杆过程较为平稳。

贾康：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有其积极意义。如果经济运行过程中，没有抢先一步让改革去对冲，今后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就可能会集中爆发。很多国家过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就是没有忧患意识。有学者总结，曾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很多，真正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失败案例。韩国人比较有忧患意识，所以跨过了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进入了一个比较发达的状态。

所以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加快改革。目前，我们还有很多红利可以利用，比如城镇化的红利、创新的红利、还有社会管理红利，如果这几个红利都能够释放出来，那将激发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但是，这需要改革相配套，就是说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通过改革，才能使城镇化、创新以及社会管理的红利真正释放出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矛盾纠缠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强调全面改革的理念，需要顶层规划，同时鼓励先行先试、上下互动、全面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