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中国经济新平衡点

从2010年到2012年，我国的GDP增长速度由10.4%快速下滑到7.8%。“这是短周期的下行还是长期的趋势性放缓？”要回答这个问题，势必牵涉到应如何判断中长期经济前景。而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经济与经济学进入了拥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成熟市场经济体熏陶的中国经济学界、金融实务界与政策研究界带来极大冲击。这样的形势，让过去的一些“共识”和“规律”不再可靠和有效，给市场和政策分析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也促使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时，需要认真反思现有的主流理论和分析框架。

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看来，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主流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框架对资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得不够，对与资产价格有关但又有所区别的货币信用周期及其影响把握得不够、对人们微观经济行为与宏观经济关系受制度变化的影响把握得不够，因而“丧失其作为分析工具和政策参考的价值”。

有鉴于此，彭文生博士将过去发表的数篇有关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的专题报告整理成《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一书，通过提供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一种系统性分析角度，探究当前市场和公共政策关注的热点问题，希望“对读者理解我国经济当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由此引申的结构改革的着力点有些许帮助”。

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是贯穿全书分析的两条主线。彭文生认为，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通过资产价格、货币信用等渠道对储蓄、消费、投资和供给等宏观经济范畴产生非线性的、不均匀的、波动性大的影响，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货币环境、通胀趋势、房地产(行情专区)价格、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诸多方面发生重要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制度变革深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而包括利率管制、资本账户管制、汇率制度、财税体制、城镇化中的户籍及公共服务安排、土地制度等重大领域的制度安排，同样决定了结构改革的方向、宏观经济的具体走向，以及驱动未来发展的力量和风险点。

彭文生指出，过去三十多年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国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有过三次明显的加速期，这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劳动力转移、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加入世贸组织与全球化竞争等三次大的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的充分释放、城乡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减小、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持续挤压实体经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增长率正在悄然下降。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长周期放缓阶段，而“过度稳定的短期增长可能积累长期的结构性风险”。

彭文生强调，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增长放缓的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用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来削弱体制性束缚与障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需要结构改革和公共政策在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供给与需求等方面取得平衡，把降低贫富差距放在相对突出的地位，改善要素分配，调节禀赋差异，纠正公共部门的“越位”和“缺位”，尽快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高，关注代际的收入转移问题，在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化的同时，将控制房地产泡沫、管理信用扩张带来的风险作为平衡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着力点。

在现有卖方研究的转型背景下，在整个证券行业的变革期中，券商研究所如果能不拘泥于现有的证券定价、风险管理、产品开发、趋势分析等研究领域，也不局限在为公司和行业提供指向、为监管层和决策层出台改革与创新政策提供参考，而是在政策研究、宏观研究与纵向研究等方面有所着力，抓准要害，理顺脉络，廓清争议，搭建框架，真正提供严谨、细致、深入而又有大局观、大视野、大胸怀的分析与研究，这不但是专业水平与职业能力的反映，更是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