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博诚：中国扩大“营改增”是大势所趋

 　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征税机制，对于各国而言，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近日，在2013年毕马威亚太区税务峰会之际，毕马威全球税务主管韦博诚(Greg Wiebe)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中国的征税机制虽富有竞争力，但还存在改善余地。

　　韦博诚积极评价了中国政府在推广“营改增”方面做出的努力。韦博诚认为，作为各国普遍欢迎的一个税种，增值税(VAT)不仅不会削弱企业竞争力，而且还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手段。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1月，中国开始“营改增”改革，目前这一改革的试点范围正在扩大。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营改增”改革？

　　韦博诚：增值税是在国际上广受欢迎的一种税种。除美国以外，各国政府之所以大力推广增值税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增值税是一个很正式的税种，基础广泛，涉及经济领域中的各项活动，能为政府有效实现创收。

　　从企业角度来说，增值税不会影响企业在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的能力。从经济运作的角度来说，这是刺激一国经济增长最好的税种之一。

　　另外，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利润下降，税率也有所调整，裁员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是，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增值税的征收，由此体现出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税种。这也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国家都引进增值税的原因。在过去多年中，政府一直与赤字抗争，通过调整一些税率来吸引外资，刺激经济增长。我相信在中国各大城市中进一步推广“营改增”是大势所趋。

　　日报：2009年，中国内地在美国《福布斯》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位列第二，引发中国热议。您觉得目前中国纳税机制是否合理？

　　韦博诚：首先要注意到，没有人喜欢纳税。这是各国纳税者公认的。我认为，中国的税收机制还是很有竞争力，但也存在缺陷。

　　以公司税为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基本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中国周边的国家中，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7%，低于中国。因此，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看，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与周边其他亚洲国家相比，缺乏优势。而且，中国的增值税率为1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加坡的增值税率仅为7%。

　　不过，中国的增值税与欧洲国家相比，还存有优势。欧洲国家的增值税率在20%~25%间浮动。

　　就个人所得税而言，中国最高档的税率为45%。与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这一档税率还是处于较高水平，新加坡的这一档税率仅为20%。因此，我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抱怨税负压力大。而且，在中国，纳税公平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的税收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

　　与其他成熟经济体相比，中国目前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较多。如果中国日后的增值税等税收制度能更趋完善，那么进口关税的比重会有所下降，从而向成熟的经济体靠拢。

　　日报：我们注意到，最近许多国家都在联合打击跨国企业避税。G20国家此前发表声明，将严打跨国企业的避税行径。您如何看待跨国企业避税的问题？

　　韦博诚：一直以来，跨国企业避税都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尤其是从税收道德这方面来说。欧盟或者G20国家关注到了跨国企业的避税问题，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人们应该更多反思“税收道德”的问题。

　　跨国企业的避税一般分为三种行径，第一种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避税；第二种是利用国家政策的避税，这种行为虽不为法律所支持，但也不明显违反法律之规定；第三种即为非法的避税，包括了非法地转移定价等行为。

　　跨国企业之所以选择低税收国家或者地区，是因为国家间会借此来争夺外资。国家采取低税率，通常为了鼓励外国企业前来投资，从而带动当地的就业。因此，跨国企业通常利用国家政策法规中的这一点来规避高税收的国家或者地区，选择在低税收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

　　税法均由各国政府制定，因此，各国政府也有权就税率的高低进行调整。依我个人的经验，许多跨国企业还是非常遵守各国制定的不同缴税标准。

　　但是，当政府看到预期中的税收与实际的税收有所差距时，跨国企业并不是避税或者偷税漏税的主体，主要还是游离于税收体制外的“地下经济体”。通常这些个体经营者或者小微型企业偷税或者避税现象严重。因此，政府的主要精力在于监控这些“地下经济体”的纳税情况。在我的印象中，跨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巨头，还是比较遵守当地政府的规范，也受制于自身的企业文化，在纳税方面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