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一力：为何说安倍救不了日本经济？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在华盛顿召开，周小川和楼继伟认为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种对安倍政策的定调性讲话成了这两天的财经头条。

半年前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甫一推出，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新兴国家几乎众口一词抵制超宽松政策带来的全球性通胀输出的同时，而IMF、G20等为发达国家经济做代言的全球性金融组织，却在为日本开脱。我们很奇怪，按照往年，日元一宽松，外汇市场上日元稍贬值一点，美国出口就受不了了，而这次美国居然公开力挺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

为什么？无外乎是美国和日本做了交易。这个交易就是美国以容忍日元贬值为代价，要求日本主动加入美国主导的“TPP”。

不限量宽松真的能够拯救日本经济吗？

笔者把安倍经济学归结为三个部分：在货币政策上通过量化宽松实现2%的通胀目标，在财政政策上扩张性的大举国债，以及以放宽管制、结构改革为核心的增长战略。

安倍的政策可以这么理解：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俗称“印钞禁”，指一国货币当局通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以大量印钞，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通过低利率、货币贬值等方式，一方面将企业成本控制在低位，加大出口，另一方面将银行(行情专区)从流动性困境中解脱出来，解决不良资产。这个政策的副作用是会引发恶性通胀。

扩张性的大量举债，则是用来大兴土木，用公共投资来激活民营经济、扩大就业。这个举动的副作用是增加日本的债务风险。当前日本的债务已居世界前列，占GDP的比重达230%，仅次于津巴布韦。再举债很容易引发国债危机，老百姓不愿意再买政府的债，这是很要命的。

按道理说，日本经济在90年代房地产(行情专区)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失落的二十年。日元升值导致的出口受阻，老龄化社会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国内需求下滑，是日本突然从山巅跌入谷底的两个重要原因。

安倍政策的目的是朝这方面去的。问题是，在日本历史上，是否就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刺激政策呢？当然有，只是很多结果跟预想的正好相反。恰恰是在90年代初泡沫破裂之后的数年，日本曾经大举实施过类似的宽松政策。从1992年财政年度开始，日本政府就曾连续以扩大财政支出为前提向市场投放大量日元。1992年支出13万亿日元，1994年支出16万亿日元，1995年支出14万亿日元。四年总共支出54万亿日元。

除此之外，在对付日元升值及金融坏账、对外贸易摩擦等次级经济政策目标上，当时的日本不断运用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干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日本银行九次调低官定贴现率，由6%调至1%以下，创下了战后以来最低贴现率纪录。调低贴现率的目的十分明确，主要在于抑制日元升值。与此同时，日本银行在1994年、1995年日元急剧升值期间，还广泛地运用了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大量抛出日元，购入美元。

但政策效果呢？当时的市场对于经济刺激的回应非常有限，日本GDP在90年代后半期进入负增长阶段。同期银行实际利率维持了长达9年的零利率状态，也就是说在日本政府前所未有的庞大刺激政策之下，日本国内经济仍然保持了9年左右的通缩状况。

从日本经济史来看，GDP越改革越负增长的窘境一直持续到小泉纯一郎内阁上任。02年上任的小泉政府将日本GDP增长率从-3.3%的境地扭转为1.6%。但是就从日本国内产业情况来说，小泉政府刺激制造业供给而非需求的改革却一直处于毁誉参半的状态确实为日本经济注入了活血，但与此同时曾经让日本引以为豪的社会体系却面临崩溃。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安倍经济学横空出世，对比以往以刺激需求、刺激供给两种不同路径的经济改革，安倍则是直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尽管国内需求可能会借此被拉动，但是需求在整个改革中却仅作为附属品存在。

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量化宽松政策实质上是在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情况下，向市场输入流动性。但日本当前的主要问题并非流动性不足，而是需求不足，即日本民众对经济前景不安，企业投资和国民消费同时疲软，而这是量化宽松难以改变的。安倍经济学跳过了需求，而直接扑向流动性问题上，多少有点舍本逐末的味道。如果日本流动性泛滥真的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通胀阶段，那么随着社会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日本国内消费需求很可能将面临又一轮的萎缩。

从目前看，安倍经济学是否可以提振日本经济仍有待观察，只是眼前有点效果。首先，日元的汇率已经大幅降低；其次，日本股市在过去半年大涨一半，日经指数由去年十月的8500点上涨也接近一半。

而日元贬值的道路也并非可以一直走下去，就近期的日元跳水来看，很大程度上是有着前期日元被严重高估的背景才得以出现。安倍如果试图以量化宽松进一步推动日元走低，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持续的日元贬值似乎也并没能增加日本的出口。今年2月日本贸易逆差达7775亿日元，已经是连续8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要恢复正增长，必须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以抬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安倍经济学的第三部分，是关乎日本经济生死存亡的关键。日本经济的问题极其复杂，除了通货紧缩，还面临长期积累的高龄化、少子化等“发达病”，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刚性制约。这些并非单纯的经济或周期现象，因此绝非单一的经济措施即可改善，而是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改革。

对此，笔者可以大胆提出一个设想，就是日本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如果经济依然停滞，日本可能会陷入严重滞胀困境。

就目前的局面看，安倍政府已经不可能临阵变卦，日本的量化宽松已经是势在必行，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宽松政策仍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迎来一轮高潮。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这些被制造出的流动性很可能会加速涌入新兴市场。而另一方面，强势美元的政策回归已经是板上钉钉，美国正在讨论的QE退出也在强化这一预期。应该说，西方加紧印钱的同时，作为新兴市场的中国更应该警惕，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美元重返升值通道，资本流出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调整。而这一风险才应该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未来一年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