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称营改增试点减税200亿元

“如果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要先在地方试点，上海会积极争取。”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昨日，在上海推进实施“营改增”试点进展情况新闻采访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说，上海已经感受到了改革红利，“营改增”试点对于上海的结构调整，引入新的增长点，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行将纳入试点范围的邮电通讯等行业，屠光绍表示，上海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分析和测算，做到心中有底。此外也准备了一些预案和建议。

企业减税明显

屠光绍介绍，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启动“营改增”试点以来，上海区域内合计减税约200亿元。

截至2月底，上海全市共有16.4万户企业纳入了“营改增”试点范围，比年初的11.8万户新增了4.6万户，其中新增试点服务项目的企业为2万户，新办企业为2.6万户。

屠光绍表示，“营改增”试点有效地降低了试点企业的税收负担。比如，现代服务业的小规模纳税人从原来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调整为按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税负降幅达到40%左右，成为本次试点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小规模纳税人，占整个试点企业的65%。

不过，在大部分试点企业享受到减税的同时，也有部分试点企业税负增加。目前上海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中，仍有占比约30%的企业税负有一定的增加。

屠光绍说，税负增加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抵扣不充分。由于交通运输业企业大多具有跨省市经营的特点。实行“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试点企业购买外省市物流辅助服务等业务，因其他省市未纳入试点范围，其物流辅助服务企业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试点企业增值税的进项抵扣链条不完整。

比如，汽车运输油耗很大，但是由于地区局限，最初并不能应抵尽抵，因此上海通过某些措施的安排，使得交通运输业在全国各地的加油得以抵扣，以降低其负担。

另外，目前纳入上海市“营改增”试点范围的“1+6”行业仅仅涉及原营业税九大类行业中的“1.5个行业”，由此导致“1+6”行业的抵扣链条不完整。“比如，服务业成本构成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是通讯，但是通讯业还没有纳入试点，使得抵扣不充分”。

改革试点的“行业局限”，以及改革试点的“地区局限”，成为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企业、部分交通运输业试点企业税负增加的主要原因。屠光绍称，未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将有助于突破这两个局限。

财政部财科所副研究员李全对记者表示，增值税改革的趋势是降低间接税的成本，实际上是整个企业税负降低的重要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不会一蹴而就。

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今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官方数据称，全部试点地区2013年企业将减轻负担约1200亿元。

不过，2013年上海“营改增”将会产生多大规模的减税效果，屠光绍并未给出一个具体数据，他对记者表示，这取决于试点的推进程度。

屠光绍表示，“营改增”重在理顺税制，从原来“道道征收、全额征税”的营业税税制，转为具有“环环征税、层层抵扣”特点、仅对生产经营各环节“增值部分”征税的增值税税制。而理顺税制本身，对上海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推动财税体制改革

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研究合理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目前“营改增”试点省市达12个，随着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这一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营业税是地方最重要的税收来源，2012年营业税实现收入1.6万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5.6%。增值税则由中央、地方共享，分配比例为75%：25%。

为在试点期间保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试点政策明确，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税款分别入库。

财政部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增值税6943亿元，同比增加341亿元，增长5.2%。其中，中央增值税增长0.4%，主要是受工业增加值增长平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原增值税纳税人购进应税服务增加抵扣相应减收等因素影响；而地方增值税增长19.5%，主要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323亿元全部属地方收入，同比增加293亿元。

人们普遍关注，“营改增”的铺开是否会让已经有压力的地方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以上海为例，从去年至今，累计发生的减税约200亿，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同时，上海财政部门对“营改增”试点中税负增加的企业实施了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上海这部分扶持资金大约8亿，其中50%扶持的是交通运输业。一减一增之间，上海的财政支出增加了。

李全表示，“营改增”过程中一个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在划分比例上向地方倾斜一些，以保证财权与事权的对应。

而从整个财税体制改革来看，李全表示，基于未来政府“大市场、小政府”的改革方向，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经济建设职能会弱化，而社会职能加强，从某种意义上也会对地方财力的紧张有很大的缓解。“目前中央财政在教育、保障房建设等环节进行的投入就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