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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推进新型城镇化应更多地依靠市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浏览:|评论:0条   [收藏] [评论]

“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党和政府的,硬邦邦的,(党和政府)是骨骼,当然你还要很多韧带、软组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城镇化国际论坛上,如何推进…

“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党和政府的,硬邦邦的,(党和政府)是骨骼,当然你还要很多韧带、软组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城镇化国际论坛上,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延续政府主导的模式,还是逐步扩大市场对其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

周其仁认为,应当减少政府主导,逐步增加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

让市场配置资源

周其仁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这是历史形成的,大概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是鼓励工业化、抑制城市化;之后政府主导政策转向了推进、鼓励、承认城镇化的发展。

这样的结果是,我国城镇化率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不到19%,现在已经达到了51%~52%。但这样的城镇化是高度行政化的城镇化,这和城镇化发展的其他方面存在矛盾。最终无法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转移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等问题。

解决的方法是“两个方向松动”。周其仁说,第一是更多地依靠市场。

他举例说,目前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的比例惊人。“深圳地价很高,深圳的工业用地占城市的35%。上海好很多,但是上海跟东京比、跟新加坡比还有不少的距离。怎么造成的,我们招商引资,人为地压低地价,我们把土地分成这个用途那个用途,对它的价格形成任意进行干预,不让它打通。你不让价格反映这个机会成本,这个资源是配置不好的。”

因此,在他看来,如今的解决办法并非“把这个管制搞得更细,而是去掉一些管制,让价格机制在更大区间、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品种当中发挥作用”。

他指出,城镇化建设必然面临着筹资,而目前“每个镇、每个乡、每个县”都在搞城镇化,将来的财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非常大。而城市化人口流动并不受这一因素的支配,这就造成了资源误配带来的浪费,这成为我国现阶段一个很大的矛盾,“城镇化的风险,如果主观地看,脱离实际就是风险,建了一大堆房子,钱都是银行借来的,人气不来,谁给你埋单呢?”周其仁对记者说。

让社会参与管理

而城市化当中最难驾驭的一个变量就是人气,他说:“有的城市很有人气,特别是我们国内这一阶段快速起来的城镇,房子很漂亮,规划也不错,就是没有人气。这个人气不是按照命令来的,它有大量的学问。”

这就是周其仁指出的第二点建议,让社会参与城市管理。

“摊贩协会也可以参加市政讨论的。”周其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摊贩是对人群最敏感的一群人。

“你看摊贩到哪里去摆摊,他要做好多研究的,他如果不往人愿意去的地方去,摊贩的生意就毁了。所以我始终认为,摊贩应该参与城市管理,而现在差不多摊贩在各地都是城市管理对象。”周其仁认为,像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管理中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哪些地方有秩序,哪些地方没秩序,其实我们公众和市民在里头都是利害相关的。不要还是跟过去三十年、五十年一样,专家有任何意见都只跟政府去讲,有时候他们也挺累的,听了也不可能全都办得到,政府精力能力都是有限的,过去模式加在政府头上的东西太多了,责任太重了。”周其仁说。

因此,周其仁建议要把两种东西组合在一起。虽然把非常硬性的行政主导变成一个,不是一天可以变过来,但他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利用市场,扩大利用相对价格来配置资源,然后扩大社会参与度,包括参与规划,包括不同专家的意见,以及各种各样的市民组织。

“可目前我们对市民的理解太简单了。让农民变成市民,好像给他发个社保就变成市民了,市民是一个参与公共活动的概念。”周其仁对记者说,“我最早到发达国家去,看到他们有好多讨论,垃圾怎么处理,下水道怎么处理,哪里有什么问题,而我们这个社会好像一切都依赖于(清官),任何事情都反映给清官,最好是24小时不睡觉。处理所有公务。这个模式得改一改。”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应该发展什么,哪是官员和专家可以定的,应该是无数人在里头参与做决定,投资人说我到哪里去投,打工的人说我到哪里去打工。决策权越丰富,最后的决定越可靠一点,这是我的观点。”周其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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