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增长周期该由企业投资唱主角

分析、比较近期公布的各种主要经济数据可知，中国经济稳步回暖的趋势是比较清晰的。问题在于，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那就是经济回暖的源动力并非来自于企业、来自于生产性投资，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政府、来自非生产性投资。虽说政府及各种非生产性投资也是投资的重要内容，特别在经济处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只是，经济要保持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态势，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还得靠企业投资和生产性投资。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如果没有企业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充分保证，就业、职工收入提高、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等一系列要求就很难满足。

尽管从前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下行态势，增幅也从两位数下降到了一位数，但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无一不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并成为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启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引擎在哪里，如何才能让中国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复苏缓慢的状态、步入稳定增长的通道？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政府层面似乎已形成了共识，已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措施，都足以令人振奋。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规模都上万亿、数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如果这些投资计划能如期实施，未来中国不仅不需要担心投资不足，反而需要防治投资过热。而不能不让人格外担忧的是，在各地提出的庞大的投资计划中，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政府的影子，或政府影子的异化，而很少看到企业的影子。

带动地方政府纷纷提出庞大的投资计划的动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目标，这已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动力”或“新引擎”。因为，新型城镇化不仅能有效带动投资、带动发展，也能有效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此时此刻尤其不能错误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作用，把新型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大推城市建设、大推固定资产投资。新型城镇化是个综合概念，它既要城市建设、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支撑，更要有实体产业、实体企业的保证。不然，谁来“消费”城镇化、谁来“保证”城镇化呢？前一时期少数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城市出现的“鬼城”现象，应该足够警醒国人了。

退一步讲，就算城镇化要伴着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也不应是政府，而该是企业，企业才是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会考虑眼前利益，也会考虑长远利益，不仅会考虑社会效益，也会考虑经济效益，不仅会考虑城市建设本身，还会考虑把城镇建好以后如何与产业相配套。更重要的，能最大化地利用社会资源、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

坦率说，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实际对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是一种隐患、一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风险。整个社会的资源是相对平衡的，如果政府投资、非生产性投资占有的社会资源过多、份额过大，企业投资、生产性投资就会受到影响。否则，就只有以通胀为代价，以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和企业利润的相对减少为代价。在这方面，以往积累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地方政府当然可以适当提高某些经济发展目标，也可提出一些政府投资、非生产性投资的计划，但从总体上讲，要确保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能比较健康、有序地推进，就非得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可。一方面，政府投资、非生产性投资也可以与企业投资、生产性投资有机结合起来，让企业全面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并担当主角。政府则主要在规划、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尽责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把城镇化建设的任务全部落到政府手中，这与正在积极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还应尽力充分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让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生产性投资力度。说到底，新型城镇化的有效推进，必须有生产性投资、企业发展的保证，有居民收入提高、就业率提升的保证。同时，还应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促使民间投资者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

当然，发挥企业投资、生产性投资的作用，体现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还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紧密结合，而不是继续以牺牲环境、牺牲资源为代价。这一点，就需要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进行项目审批时严格把握了。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实现预期目标，理顺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把关键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