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万难向全球竞争价值链上游攀升

WTO在国际贸易统计新框架中以“贸易增加值核算”替代“贸易全值核算”，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如果成本上升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促使我国制造业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或可真正获得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

近期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的国际贸易统计改革，让世人对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现有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已无法准确地反映全球贸易的增长和失衡格局，因为如今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并非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而是更集中反映在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上。对我国来说，WTO在国际贸易统计新框架中以“贸易增加值（商品在一国新增价值）核算”替代“贸易全值核算”，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我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环节。这种模式虽然使得我国本土企业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但由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高价值两端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本土产业始终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利润微薄，依靠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的机会逐渐减少，其发展路径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自2009年起，中国晋身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2010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已达15778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61倍，年均增长17.2%。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根据海关数据统计，1978年我国尚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1815亿美元，并一度创下占GDP比重将近10%的峰值。由于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分工结构大大高估了我国的贸易份额，也夸大了贸易顺差。所以，如果按照WTO的“增加值贸易测算法”，则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至少将会缩减一半以上，2008年也会缩小40%以上！

我国的贸易增加值如此之低，是由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决定的。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拉动的，尤其在出口商品与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的作用举足轻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1年跨国公司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的比重为18.3%，2008年已骤然提高到55.3%，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比例。当年法国的这一比重为15.7%，美国为14.9%，日本为9.5%，而印度仅为3.5%。再清楚不过，我国的外贸规模与贸易顺差是被跨国公司的进出口所放大的。

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新一轮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由此，全球价值链就按“产业转移——价值增值变化——利润转移——贸易利得扭曲”的路径，通过加工贸易、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途径，对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种路径下，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就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相对地位，这种地位集中地体现为对外贸易的获利能力。由于中国大量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而使得贸易规模“虚高”，故而并不能真实反映实际的国际分工地位。据商务部的测算，2010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为17490亿美元，约为中国GDP的29.5%；而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仅为10756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GDP的18.1%。

毋庸置疑，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升至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不足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从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2008年到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9.9%，经济增长总量中三分之二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我国资本产出率为3.79，2000年至2007年增至4.25，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再细细比较一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只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从中间投入的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我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去年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更糟的是，虚胖的贸易规模和份额的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反而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我国每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2000亿美元，由此引起的外贸摩擦这几年呈愈演愈烈之势。跨国公司通过高价格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低价格出口整机产品，使我国利润大量转移境外，却又被指责中国产品低价倾销，致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遭“双反”的国家。

未来十年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如果能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或许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从而有底气淡定面对全球贸易中的“多面夹击”和“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