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新政“损人不利己”

自民党安倍内阁上台后，大刀阔斧推出了实施20.2万亿日元（约2265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施压日本央行宣布引入2%的硬性通胀目标，并从2014年起实施每月购入12万亿日元（约1300亿美元）的新量化宽松政策等一系列方案，引发广泛争议。此前由于日本政府债务占GDP规模已逾230%，创下全球主要国家中最高比率，加上日本央行多年维持零利率环境，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已没有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空间了。所以，安倍政府推出如此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业界自然褒贬参半。贬方认为，此举可谓涸泽而渔，不仅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可能使危机提前到来；褒方则认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执行得当，将日本经济重新拉入新增长轨道也并非不可能。

笔者认为，安倍新政的最终目标在于推动日本经济增长，而具体渠道大致有四：或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压低日元汇率，从而促进出口、限制进口，提振净出口；或通过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或通过提高通胀率刺激居民降低储蓄扩大消费；或通过财政补贴（减税）与货币政策（降低实际利率）刺激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

那么，安倍新政能实现预期目标吗？怕是很难。

首先，安倍新政未必能立即改善日本的净出口。2011年与2012年日本分别出现2.56与6.93万亿日元贸易赤字，压低日元汇率以扭转贸易赤字确是当务之急。然而，现实面临两个障碍。其一，日本央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未必能让日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幅贬值。目前美欧英等发达国家央行均在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也对本国货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升值高度敏感。日本央行新一轮量化宽松刚一宣布，立即招致很多国际层面的批评，被认为是新一轮汇率战导火索。如果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华盛顿也不会答应。其二，即使日元贬值，也未必能显著改善日本的贸易逆差。当前全球外需疲弱，而日本核危机之后，对进口液态天然气与其他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日元贬值会导致进口成本显著上升，削弱日元贬值对净出口的改善程度。最后，中日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也会阻碍日本贸易余额的改善。

其次，安倍新政未必能显著提升日本的通胀率。如前所述，日本长期以来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在通缩的边缘徘徊。此前这么长时期内扩张性政策都没有达到目的，凭什么这次就能达到呢？一般而言，通胀率上升有两种原因，一是总需求上升，二是总供给下降。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缺乏增长动力的前提下，仅通过流动性刺激很难推动消费与投资增速回升的。除非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或日元大幅贬值），否则，输入型通胀也很难推高日本国内的总体通胀水平。

再次，即便安倍新政能有效提高日本的通胀率，这固然有助于在短期内刺激消费与投资，但却可能损害日本国债市场的稳定性。预计，2013财政年度日本新发国债规模将上升至50万亿日元（5600亿美元），这将继续提高日本国债占GDP的比率。尽管日本政府负债率很高，但迄今为止日本国债市场没有爆发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超过90%的日本国债为本国投资者持有。而本国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持有国债，是因为不承担汇率风险，尽管名义收益率很低，但由于通胀率更低，所以日本国债实际收益率还不错。一旦日本通胀率上行，那么持有日本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将会下降，这可能会导致日本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购买需求下降，日本国债市场将难以为继。

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日本居民与日本商业银行都大量持有日本国债。假如日本通胀率上升以至于日本央行不得不加息，那么上述日本国债的存量价值将会缩水。由此形成的日本居民财富损失将会进一步压制消费；而日本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可能显著恶化，从而启动金融风险与主权债务风险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

还别忘了，安倍政府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还将产生如下三大负面溢出效应：一是给其他国家货币造成升值压力，甚至引发汇率战与国际贸易摩擦升级；二是加剧全球短期资本流动规模与波动性；三是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震荡，进而给主要进口国造成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其说是周期性问题，不如说在更大意义上是结构性问题。对解决周期性问题，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许算得上灵丹妙药，但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可能效果不佳。安倍政府既缺乏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的勇气与智慧，而仅仅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上做文章，很可能不仅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造成结构性问题的继续恶化。日本并不差钱（流动性），缺的是真实的增长动力（生产率）。向经济体内强行注入流动性的结果，不仅会加剧国内债务风险，还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新的外部冲击。换句话说，安倍新政的最负面情景，恐怕是“损人不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