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美国调查华为背景复杂 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外投资遇阻的原因及影响

《21世纪》：您怎么评价此番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打击行动？这可否视为当前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美国出台的一项保护措施？

向松祚（微博）：此次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在美业务的调查非同寻常，与一般所谓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不同。因为它针对的是华为和中兴在美国的业务，与针对我国光伏企业、轮胎企业和其他出口行业的“双反调查”和贸易特保措施有着根本不同，与美国大选也扯不上关系，因为此次调查是国会情报委员会所为，不是白宫所为。全球许多媒体都在评论这件事，似乎都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背景相当复杂，有些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一个解释是思科等华为和中兴的美国竞争对手游说国会议员，遏制华为和中兴，此说有一定道理，我们都知道美国华盛顿有庞大游说队伍，据说高达2.5万人专门负责游说国会议员。不过我以为美国遏制我国高科技企业扩大美国业务，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主要是美国国家经济战略的考量。美国虽然号称信奉自由竞争和贸易投资开发，然而，如果国外产业和企业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巨大威胁之时，美国就会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反击和制裁。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企业，对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企业也一样。遏制和制裁也并不局限在制造业领域，金融、贸易、文化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与欧洲斗，80-90年代主要与日本斗，新世纪之后矛头对准中国。美国对外经济战略是一整套系统，需要认真分析和对待。

其二，美国对待国外在美投资有很多法律限制和非法律上的隐形限制。一般而言，美国不鼓励甚至限制海外资金投资战略产业，尤其是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高科技企业，美国担心海外投资会导致技术外泄，千方百计维持战略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是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美国一直对高科技出口非常慎重，当然对外国企业进军美国高科技领域亦保持高度警惕。华为和中兴在高科技通信领域的地位日益重要，自然成为美国遏制的目标。

其三，中美关系确实是有竞争有合作，是伙伴又是敌人或对手。历届美国政府都讲得很清楚，美国对中国是接触合作与遏制对抗并举。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崛起的核心领域，美国会采取非常措施来遏制甚至破坏。高科技、知识产权、金融货币、能源和战略资源、全球军事势力等等，都是美国特别在意的战略领域，她不能允许其他国家与他分庭抗礼，更不用说中国了。事实上，美国国会、政界、学界的许多精英并不真正希望中国崛起，何况美国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国家一直存有极大敌意。这次国会对华为中兴的调查中，国会议员甚至质问两家公司为什么会有党组织，自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恶意。

黄益平：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有疑虑。这实际上是思想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大家理性上觉得外国投资进来是有好处的，但是直观上又担心外国来抢自己的投资回报以及机会和资源。

相对来说中国更特殊一些，毕竟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太一样。中兴是国家控股的，华为是民营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华为的领导人跟政府关系紧密。中国企业的投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企业行为，多大程度上包含了政治动机，外国政府和企业对这个问题是有疑虑的。

此外，华为和中兴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它们技术做得比较好，可能对美国国内的一些企业造成压力；另外这些产品牵涉到信息产业，可能存在信息安全的问题。

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从总体上看成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反应。但是美国对不同国家的企业反应也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独特的地方在于，第一，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大，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心态和对一个小国家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第二，它对中国企业是否有政治目的有担心，这涉及到信息安全的问题；最后，它对我们很多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可能有担忧。但是事情在现阶段发生，我觉得也有可能跟它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国内的政治压力比较大有关。

《21世纪》：美方对中国投资的阻挠，对于中国对美贸易、投资造成什么影响？

向松祚：国会情报委员会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有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国会调查报告尽管没有法律效力，可以影响舆论，可以迫使政府执行部门采取对我国企业不利的行政措施。由此就会影响我国对美投资的规模、领域和水平。如果中兴和华为在美业务和投资被遏制，其他行业的企业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我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扩张步伐会显著放缓，很难进入美国的主流市场。此外，美国的调查会给其他国家以借口，它们会采取类似措施来遏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事实上，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采取了敌意的限制行动。

黄益平：贸易方面现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虽然也会有些问题，但是贸易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提供国际普遍的规则框架。

但投资方面则没有这样的规则框架，中国作为正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的国家，在对美投资上碰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一些，包括政治、竞争、产品问题等。另外，对于国有企业的对美投资，对方会觉得我们国内金融体系抑制很严重，金融成本没有完全反映市场资金的成本，这样就相当于是不公平竞争。

不过至于此次事件对于对美投资究竟有什么影响，还很难说，实际上我们大部分案例还是被批准的，在美国、欧洲、澳洲都是这样。我觉得从总体上讲影响不大，但是有些投资者可能会变得更谨慎一些。

对公司本身的影响显然要超过对总体对外投资、贸易的影响。当然，华为也不是被全部排除在美国之外，它在美国其实已经有很多业务了，只是它的发展不能像设想和希望的那么顺畅了。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困境与出路

《21世纪》：请您介绍一下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总体情况。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正面临怎样的困境？

向松祚：其一，我国对外投资总规模较小，目前只有数千亿美元，海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比较低，这与我国制造大国、贸易大国和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称。其二，我国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矿产、原材料和工程承包领域。其三，比较成规模的海外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其四，与劳务输出相关的投资占相当比重，我国在非洲、中亚、中东和拉美有许多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项目。其五，我国企业在全球主流跨国投资和跨国企业里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以跨国投资方式进行产业整合、占领产业高端、获取高端利润，我国企业还很少有成功案例。华为和中兴的投资属于这类产业高端投资。譬如华为收购3COM、摩托罗拉移动事业部，竞购2Wire、3Leaf公司等，正是希望占据产业高端，整合整个通信产业，却受到美国阻挠。其六，金融领域对外投资和走出去相对落后，才刚刚起步。金融企业没有走出去，已经严重制约其他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大体而言，我国对外投资仍然是规模小、水平低、分散、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形成网络协同效应、没有进入全球产业高端，处于初级起步阶段。

黄益平：中国对外投资的情况和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对外投资比较多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里有一个基本说法，就是穷国应该是进口资本，富国才应该出口资本。而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对外投资？”我认为这和我们结构的扭曲有关系，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储蓄超过投资，有大量外汇积累。这些外汇积累原来都买了美国国债，现在觉得美国国债回报不是很好，就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这是大背景。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到海外做什么？”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大多数企业到国外都是去买资源，买技术，帮助他们的产品出口，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以对外投资、提高回报的程度。

《21世纪》：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制定海外投资战略？政府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向松祚：要真正鼓励和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有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走出去阻力太大，未来阻力会更大。民营企业走出去障碍小一些，不过我国民营企业总体规模还是太小，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当然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成功实现海外投资和经营，但毕竟规模小，难以进入全球产业高端。国有企业有资金实力走出去，却又面临多方面掣肘。除了其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敌意和限制之外，国有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也有许多制约走出去的弊端。

面向未来，我国政府要帮助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首先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国务院“新36条”，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当然不仅是走出去的事情，国内长期经济增长也必须主要依靠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

其次是我国必须加强经济、金融和货币外交，加强资源和能源外交，建立全球信息和人才网络，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将经济、金融、货币等外交战略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要深入研究国外投资法律及其动向，要鼓励和资助国内智库和大学对海外投资环境进行跟踪系统研究，为国家制定海外投资战略和政策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建议。

其三，我们需要调查引进外资的政策，必须要求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实施公平对等开放和国民待遇。要研究制定针对外国企业危害我国国家利益的制裁和遏制措施。譬如面对美国国会对华为和中兴的恶意调查，我们如何反制？需要从国际政治、战略和法律上深入研究，拿出切实的法律、法规和具体办法。

其四，尽快研究具体战略和政策，鼓励我国银行和金融企业走出去。未来10-15年，我国必须有几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服务网络。

黄益平：我们现在的企业到国际上可以站住脚的，其实就是两类。第一类是像华为这样，在全球有竞争优势，可以去占领市场的。另外一类是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甚至包括一些比较低端的，由于现在受到国内成本的影响，开始慢慢往外走。从企业本身发展方向来看，还是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鼓励更多有好的对外投资回报的企业走出去，这样从长期来说更有持续性。

至于政府，首先应该减少国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比如复杂的审批程序，以及中小企业换汇难的问题等。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对方市场，以及在对方市场里应该怎么管理企业，比如不知道怎么跟工会、跟当地社区打交道等。政府以后应该更多地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企业了解对方的法律、社会、风俗和经济环境，然后让企业自己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