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易斯拐点”形成的效应正在显现

“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所产生的劳动力供求拐点，即劳动力供应从无限到有限的转变。同时，刘易斯还定义了两个拐点的概念，“第一拐点”是劳动力不再无限廉价供给的时点，此后工业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增强相对于农业部门的吸引力，并促使农业劳动效率和收入不断提高，使得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得到释放，直到两个部门效率与工资相等，劳动力的单向流动结束，此即为“第二拐点”。笔者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拐点”正在或已经形成，而且拐点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正显现出来。

形成条件已具备

在第一个层面，我们可以从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入手。按照刘易斯的理论，拐点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在现有生产效率下、农村可向非农转移的劳动力已基本枯竭。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估计2.7亿左右，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4%。由于农业生产实际所需劳动力不到两亿，否定者据此认为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肯定者则认为由于留守者年龄老化及城市吸引力下降，这些剩余劳动力难以成为无限供应的来源。

那么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可供无条件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我们且放下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转而从日韩的经验中寻求突破。一般认为，日本“刘易斯第一拐点”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韩国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日韩两国从事农业劳动比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为30%左右；2011年中国该比例也已经下降至30%附近。由此可见，中国农村目前可供无条件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比例已经与韩日发生拐点的时期相当。

这说明虽然目前我国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可能还很大，但从劳动力的产业分配比例来说，已经到了发生“刘易斯拐点”的关口。对照中国目前的状况，日韩当时也会存在多余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并不是剩余劳动力比例一定要减少到理论意义上的零值拐点才会发生，现实中总有那么一部分劳动人口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成为无限供应的来源。同时考虑到中国超过13亿的人口基数和相对于日韩庞大的工业生产规模，几千万的“剩余劳动力”或许不再显得那么突出。因此，从劳动力供求层面来说，“刘易斯拐点”发生的条件已经得到满足。

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的水平。日韩两国拐点发生时城市化率都在60%左右，而中国目前仅为50%，由于城乡一系列限制条件的存在，大量在城市中没有归宿感的农民工最终还会返回农村，实际城市化率应该更低。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考方式，或许正是由于政策造就的城市壁垒，才使得我国本应更高的城市化率如此之低。

由于户口等各种人为政策造成的城市壁垒，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只身到城市打工，不得不将父母孩子留在家中。试想如果没有城市壁垒的话，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将整个家庭迁至城镇及郊区，从而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应有的城市化率进行估算。如果城镇中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全部实现城镇化，那么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6%；即使其中1/3的人返乡，仍然可以达到60%的水平。

这说明虽然我国名义城市化水平不高，但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城市化率已经有很高的水平，这种要求具体就体现在对劳动力的需求上。那么可以说，潜在的城市化率已经满足了发生“刘易斯拐点”的条件。

形成的影响正在显现

如果“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在或已经形成，那么必定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劳动力供求紧张所导致的工资上升，以及农业生产领域的效率提高。目前看来，这一系列影响都在逐渐显现出来。

“用工荒”已经为劳动力紧张作了最好的注解，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数据层面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我国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例自2005年起进入了紧平衡状态，并在2010年打破了平衡，该指标突破了1.0这一临界数值。这意味着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的局面。此外，从该指标的东中西部区域变化来看，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已经从东部蔓延到了中西部。2011年东部和中部区域该指标均已突破1.0，西部地区也已经接近于1.0的临界数值。从这个角度看，劳动力紧缺并不是地区性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从劳动力的受教育差异方面，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劳动力供需紧张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中最为明显。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中国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含)劳动力需求/供给比例从60%附近一路上升，到2010年已达到95%。与之相反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劳动力需求供给比例从2005年的90%大幅下降至2010年的65%。这说明高中及以下低端劳动力的供需状况从本世纪初的宽松逐步走向紧张，而大学及以上的高端劳动力则面临着尴尬的过剩。

劳动力供需趋于紧张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近年来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东部几个省市2010与2011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均超过20%。这不仅是为农民工争取公平权益的举措，更深层次的推动力在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力量的改变。各地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与刚毕业大学生中最低25%群体的水平相当，而农民工月入上万元也不再是新闻。

“刘易斯拐点”似乎成为了农产品价格快速上升的触发点。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食品价格在推高CPI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通过观察具体的农产品之后会发现，当前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并没有减缓，而是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农业部公布的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波动区间最近几年上移的速度实际上是加快的。同时，蒜、绿豆，甚至大米轮番出现加速上升的态势。种种迹象表明，整体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已经启动。农产品价格的强势一方面与异常气候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劳动力成本提高有关。刘易斯拐点形成导致非农劳动力成本提高也给农业劳动力成本带来上升压力。此外，农产品纯需求人数相对于生产人数的大大增加，从而使得后者议价能力显著增强。

在大量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刘易斯拐点”发生的时候，原始农作手段将开始面临人手短缺的境地，而大型机械的引入正是这种短缺发生的标志。农耕人数的减少给大型机械化农作带来了契机，同时也只有这种方式能够弥补劳动力减少的后果，并显著提高单位劳动力的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大中型拖拉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不断提升。但自2000年以来，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出现了飞跃式增长，从2000年前后的2亿千瓦上升至2010年的8亿千瓦，十年间增长了3倍。与此同时，大型农业机械生产数量也快速增加，大型拖拉机产量从2000年的5000台飙升至2010年的4万台。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了，而且拐点形成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也都开始显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日韩两国不同的是，中国在“刘易斯拐点”形成的同时，还将面临着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也即通常所谓“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无疑将加剧我国目前面临的劳动力供求问题，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而改变旧有模式、实现产业升级以消化这些不利因素的行动也越发显得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