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西进时代：沿海先行者的二次创业

中国沿海地区从北向南绵延几千公里，可以分为北、中、南三个部分。北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中部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南部包括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这三大区域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区别，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姚永玲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三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都有差异。北部以重工业为主，珠三角地区以轻加工业为主，长三角地区综合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从承接“亚洲四小龙”及发达国家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东部沿海发达经济带。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在整体上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一些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已接近世界新兴工业国发达水平。在中国参与到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沿海地区作为前沿阵地直接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进而影响和带动着中西部广大腹地的发展。

产业西进：

沿海地区经济结构亟待优化

我国沿海各个地区拥有各自的特点，也有共同的特征：经济起飞较早，区位条件比较优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发展的水平较高，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较多，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经难以继续承载既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等等。总体来看，沿海地区需要通过破解体制障碍、调整经济结构来摆脱资源、环境、人口对经济长期健康成长的约束。

众所周知，GDP增长来源有两个，一是增加资源投入，二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这亦决定了当今世界的两种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中国沿海地区是典型地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以劳动力为代表的传统生产要素和以知识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在总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对弱小，造成中国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的中间力量阶层长期弱小。

随着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地区一些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收益下降，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和产业转移要求日益增强，同时中西部地区经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

2010年8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深刻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根据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区域转移的现象，叫做产业转移。在产业西进的时代，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纷纷向中西部转移，然而这并非完全是沿着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转移产业的思路走，而是因为沿海地区的发展遭遇了桎梏，相形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在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同时，沿海地区的这些“先行者”们如何进行经济转型与升级以完成自身的二次创业，是一个亟待思考与讨论的问题。

经济转型的内涵相当丰富，包括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结构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对外贸易的增加。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以及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使经济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一组2009年的数据，在产业结构上只有上海与海南呈现服务化特征，上海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0.8∶39.9∶59.4，海南该比例为27.9∶26.8∶45.3。而其余地区均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

环渤海地区：

摒弃粗放增长提升科技含量

北部沿海地区即环渤海地区，除了文首提到的四个省市，北京也往往被纳入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生产要素持续“东移”和我国发展重心“北上”的两大趋势的共同作用下，环渤海地区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十四大”将环渤海地区列为我国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有关部门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对其进行单独的区域规划。

环渤海地区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国内承东启西、南联北开，是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对外东临韩国和日本，北联俄罗斯远东地区。拥有京津唐、京沪、京沈、沈大等高速路，还有首都国际机场和其他大小型机场十余个。大大小小四十几个港口使其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港口区和工业区分布密集，要素集聚能力强，港口优势显著，金融发达。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海洋、矿产、油气、煤炭和旅游资源，还是我国重要的小麦、杂粮、棉花、油料和水果生产基地。同时，它还是我国最重要的研发基地和最大的智力密集区，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

然而，环渤海经济区也有自己的桎梏。一体化程度低，区域间合作存在障碍，各区域都有自己的枢纽港口、发展轴和后方腹地；区域内城市重复建设和资源抢夺，影响了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缺乏综合交通体系，交通网络只有数量优势，区域间交通资源整合不充分，影响区域间要素的顺畅流动；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不足，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却没能直到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五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他四个省市在发展过程当中以北京为核心，造成产业结构趋同……该区域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国有经济比重大，体制创新滞后，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不及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转型具有国际国内双重战略意义。对外它承接东北亚技术转移，对内它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枢纽。在后经济危机时代，经济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作为东北亚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同时，环渤海地区又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度转移的板块。

姚永玲告诉本报记者，环渤海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在于提高科技含量。“原来的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现在要向精加工转型，提高产品档次。”她说，在国外国内的双重机遇下，环渤海区域面临着提高内需和提升科技含量的挑战。

中部沿海地区：

工业生产回落发展高端制造服务业

中部沿海地区自然禀赋优良，经济实力雄厚，从2003年开始，该区域生产总值在全国GDP总量中占比一直在20％－23％，长年累计吸引外资占全国总量的35％以上。

早在明清时期，中部沿海地区传统经济发展就已渐趋成熟。广大农村商业性农业发展和专业化生产水平提高，造就了全国著名的蚕桑丝织业和棉花棉织业中心。市镇起到了连接农村的纽带作用，发展形成了密集的市镇网络体系。中部沿海地区作为周围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的经济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也成为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发轫地。

新中国成立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工业发展战略重点转移的影响，中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步调缓慢。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江浙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样板，但这是完全的外资经济，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不如珠三角。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了高起点、高水平的开发浦东的发展战略，使上海在中部沿海地区的龙头和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次确立，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也被国务院确定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发优势得以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长三角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随着工业化进程深入推进，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标志着中部沿海地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但是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一些高度依赖资源与环境的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面临生存困境。工业土地日益减少，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度不断攀高。资源制约发展的迹象给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需求急剧收缩，出口大幅下降，中部沿海地区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就业下降。透过这些表象，暴露出中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姚永玲表示，对长三角来说，制造业的份额应当减少，发展一些服务业，或是在制造业的更高端的部分，如为制造业服务的高端设计、管理等。“目前制造业出口从劳动力上基本已经没有太多空间，要从高端服务入手，为转型初期的制造业服务。”姚永玲表示，中部沿海地区的升级要将产业链中较为低端的部分向中西部转移，本身发展高端部分。

南部沿海地区：

劳动力优势不再创新是着力点

南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与东南亚众多国家以及港澳台等地区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并通过远洋和航空交通网络与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南部沿海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抓住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发展了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产业，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然而，近年来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相对饱和，本地市场已难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加之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势、产业升级压力增长、企业商务成本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成为必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使南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首当其冲。

相关资料显示，南部沿海地区科技教育和技术研发投入长期滞后，导致经济发展缺乏技术和人才支持，本地经济发展的大量人才制品不能得满足，高级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队伍的提升缓慢。企业在品牌营销、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短板也部分造成了南部沿海地区经济长期实行贴牌模式，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缺失。

姚永玲告诉记者，南边的资源更加缺乏，出口也不太好，劳动力也紧缺，用工荒更加明显。南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依赖廉价劳动力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严惩滞后，科技教育和研发投入不足，经济增长缺乏科技支持。大量在珠三角就业的农民工的劳动保障问题，尤其是工伤问题、养老问题、工作环境安全保障等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大量的劳动纠纷，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伴随着长三角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珠三角的低水平工资和恶劣环境无法继续有效吸引外来务工者，珠三角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从资源环境角度来看，虽然南部沿海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在一些重要的资源上人均量不足或分布不均、利用不好或人为破坏严重。随着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资源需要从外省或国外大量调入。以广东为例，2008年广东从外省调入和进口的能源占可供本地消耗能源量的95％。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不断凸显。珠三角地区城市污水处理严重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环境保护地需要，近一半的城市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流，对珠江水系造成严重污染。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落后，跟不上生活垃圾的产生速度，大量生活垃圾直接填埋或堆放，挤占农田，污染地下水，同时影响城市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一切都表明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区虽然是全国最先开放的地区，承接了大量港澳台劳动密集型产业，却仅仅承接了整个产业链中的制造部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仓储、终端销售等环节并未随制造部分一起转移，这导致了珠三角大量OEM企业即代工企业的诞生。这类企业虽然可以享受诸如规避风险、减少投入等方面的好处，但是仅仅掌握生产环节往往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创新的冲劲，直接影响经济转型及长期可持续发展，只能成为世界工厂。

姚永玲特别向记者强调，南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是劳动力和创新，这也是所有经济发展的两大关键点。

“现在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愿意拿着一点点工资埋头干着又脏又累的活了。”姚永玲谈到，生产同样的东西，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单位劳动力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劳动成本增加。在姚永玲看来，劳动力是最主要的问题。“要从劳动者身上挖掘潜力，不然就没法转型。”她说。

姚永玲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创新氛围。“所有转型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环境有没有给企业创造一种创新的氛围，制度是否有利于创新。不能浮躁，不能只要面子工程。发展低端产业很容易，反正是挖资源，只要让大家去做就行了。要转型升级，就要让企业有创新能力，如果没有环境，管得过死，想从企业身上揩油，就很难做到。”她说，转型就意味着要创新。

在产业西进时代，沿海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正探索着再一次创业的道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些先行者们将再次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