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竞推稳增长投资 调结构时机微妙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各地稳增长大幕陆续拉开。陕西、广东、宁波、长沙和贵州等地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投资计划，同时还有一批重大项目集体开工。

地方版稳增长陆续出台

今年6月，陕西率先出台十条“稳增长”意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包括加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确保西成客专、西合复线、蒙西-华中运煤通道等铁路项目下半年实质性开工建设；争取国家批复一批项目，确保韩国三星、美国强生、神华陶氏等一批重大项目早日获批。

7月初，广东也出台了19条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措施。

7月16日，宁波市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6个方面。

7月26日，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以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活潜在市场需求。据介绍，总投资3748亿元的“四十”重大项目包括“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和“十大产业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

此外，《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将于8月份公布，将从各地上报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大规模投资尤其是类似贵州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让外界猜测新一轮四万亿投资将卷土重来。不过，贵州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近日专门澄清，该规划实为贵州旅游业到2020年的发展预测，初步设计近十年投资额度大约需要2万亿~3万亿元，而投资来源大多为争取招商引资项目。

“这是一个十年规划，是长期概念。其次，规划不等同于投资，规则必须要能吸引到外界投资，包括部分外资，否则难以实现。”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昨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投资需求之辩

在出口乏力、内需消费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扩大投资拉动经济显然是个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经过上一波投资高潮，一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得到完善，新一轮投资项目效率就降低很多。”广东当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浒指出，这一轮稳增长，如果地方过于依赖投资，有可能把结构调整的时间往后推，从而错过了最佳时机，加大经济风险。

杨正浒认为，以前扩大投资之所以能拉动增长，是因为扩大投资时，需求端已经存在并在保持增长，最有效的投资出现在同时吻合供给和需求端的点上。但在目前需求端已经萎缩，再去扩大供给端没有效果。

例如，由于制造业萎缩，上游煤炭价格也随之下跌，沿海不少港口积压了大量煤炭。“很多船抛锚港外，我们也不敢卸，因为堆场严重不足，货物无法流通。”南方一港口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杨正浒说，沿海地区原先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配合外向型经济而建设的，现在外向型经济发生很大转变，基础设施已明显过剩。

相对而言，内陆地区对投资更为依赖，且基础设施建设仍占据中西部很多地区投资的大头。

“陕西是以内陆型和投资拉动型为主的经济。”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刚告诉本报，陕西的出口和消费能力都比较弱，投资对经济拉动贡献在60%以上，且陕西投资仍有较大的潜力空间。

长沙市的投资规划中，产业项目投资仅占总投资规模的16%，其他项目分别是功能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项目。

潜在风险继续累积

但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上一波投资带来的后遗症至今仍未完全消化，地方高负债风险仍未排除，新一轮投资冲动很可能导致地方债务进一步膨胀。再加上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楼市调控失效的风险在加大，企业和社会的生存成本不断抬高。“这种风险可能继续累积，地方债危机爆发时间将继续推后。”杨正浒说。

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丁长发说，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仍是在走财政杠杆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道路，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作用不大，“尤其是产业转型，几乎没啥帮助。”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应该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而要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政府要提供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控制好房地产市场，让人们有钱消费，敢于消费，现在高昂的房价和缺失的公共服务等因素恰恰对社会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在于企业个体。相比依赖财政杠杆启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减轻企业税负成本，刺激微观经济主题的活力，显然更为有效。

丁长发说，现在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减税动力，还有增税冲动。如果依赖财政杠杆拉动经济增长，有可能增加企业和社会成本，实体制造业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萎缩而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