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深圳关键词是“质量”

6月底，国务院正式批复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政策引来各界瞩目。仅过了一周多，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深圳又作为地方科技创新两个“优等生”城市之一，做了典型交流发言。然而，在接踵而至的喜事之前，深圳也有一季度合同外资剧降八成、GDP增速罕见地大幅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尴尬。

深圳怎么了？这里正在和将要发生些什么？这里的变化，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何意义？带着这些疑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深圳市副市长唐杰。

转型逻辑

第一财经日报：刚刚公布的前海系列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谓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块仅仅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怎么会有这么大“魔力”？

唐杰：2009年终岁尾的时候，面对一片滩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饶有兴趣地听完深圳开发前海的设想，旋即指出，深圳的思维要更开阔些，前海不能只是深圳将要开发的一小块新城区，而是要从我国更进一步对外开放试验的角度来看。

2010年8月2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国务院空前地批复了面积仅为15平方公里的《前海总体发展规划》；在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又正式批复了《支持前海开发开放有关政策》，同意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几乎在一夜间，前海从一片籍籍无名的滩涂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特区中的特区，成为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先行试验区。

随着前海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前海的开发开放将步入加速推进的新阶段，也为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深港更紧密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与动力。展望未来10年，港深双城经济一体化，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超越伦敦直追纽约与东京的超级国际都市。

日报：过去30年，“深圳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符号。但今年一季度，深圳的GDP增速是5.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1%)，也低于广东省水平(7.2%)，这是很少见的。这是否也是深圳未雨绸缪开发前海的理由之一？

唐杰：深圳出现(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5年，那次也引起了全国关注。据我们分析，原因首先在于，深圳要加快转型，转型就要付出代价；同时也跟两个客观因素有关，一是今年雨季来临较早，影响了投资速度；二是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对高度外向型的深圳经济造成了影响。但我们对于全年经济增长10%的目标，是有信心的。

作为深圳，当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之后，还要保持增长，靠什么？就是要靠转型，不断地抛弃低端，走向高端，并且把高端的比例做得越来越高。为什么要转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深圳的土地面积十分有限，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1/3，是北京的1/6，天津的1/7，广州、苏州的约1/4。对于我们而言，GDP很重要，但如何降低获取GDP的代价，更重要。所以，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去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追求“深圳速度”转向“深圳质量”，含义就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模式，以更低的能源、资源消耗和更少的污染，来创造更高的价值。2011年，深圳的万元GDP能耗为0.47吨标准煤，约为全国的一半，相当于欧洲的平均水平；水耗为17立方米，约为全国的1/10。如果说过去30年深圳的关键词之一是速度，那么，未来30年的关键词就是质量。

日报：这么说，深圳其实在10年、20年前就已经开始转型了，那今天所谓的转型，最核心的含义是什么？

唐杰：深圳和全国许多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过去30年中，它迅速跨过了农业、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在工业化过程中，又迅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过渡，成了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组装基地。过去10年和未来10年，深圳在做和要做的，是把高新技术产业由“深圳组装”变成“深圳制造”，再变成“深圳创造”。

日报：过去做高新技术产业，也许只需要跟随世界前沿即可。现在显然不够，而是要创新和赶超。深圳在这方面有何经验？

唐杰：深圳在创新之前还有个模仿，从模仿、跟随到赶超、引领。深圳的工业化是从缝纽扣、锁扣眼开始的，其工业化水平之低，让人难以想象。30年前，在深圳蛇口的服装厂女工当中，恐怕找一个能把裤线完全缝直的都难。深圳能走到今天，实际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掌握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第二步是掌握整机的设计，第三步是从整机设计当中开发出新的思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华为、中兴，他们从一开始的模仿、跟随，到有一定的赶超，再到今天走到了引领。现在深圳在无线通讯领域已经占到了极高的位置，华为在该领域世界排名第二，中兴排第五。更重要的是，华为、中兴是不需要付专利费的公司，他们掌握最新的通讯技术专利，可以跟外国公司交换使用。走到这样一步，深圳就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政府角色

日报：说到华为，很容易想到，深圳还有平安、比亚迪等一大批伴随深圳发展而崛起的民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知名民企扎堆于深圳，而不是其他城市？

唐杰：深圳是中国最著名的创业城市，目前在海内外上市的公司大约有300家。像华为(尚未上市)，20多年前创立时，只有七八个人，中兴、平安也是。它们20多年时间就在深圳成为世界著名的公司，我想至少有三个因素：一是这个城市充满了创业的激情，二是创业的人会聚到了这个城市，三是政府给创业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

日报：什么是好的创业环境？

唐杰：我们很多公司要上市了，但它居然还不知道政府的门是朝哪边开的。这说明，深圳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城市，这就是好的创业环境。深圳市政府在营造创业环境方面的努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扶持相关配套产业。没有配套产业，单独引进的产业是很难生存的。举例来说，深圳从5年前起步，现已快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芯片设计中心。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大批跟芯片设计相关的公司，都被我们的扶持政策吸引来了深圳。二是创造一个好的金融环境。目前中国的创业投资机构，深圳占了1/3。所以，在过去20年中，深圳积累了大量为创业、创新服务的金融、会计和法律人才。三是实行园区模式，实际就是政府不行政干预产业配套的模式。

日报：但论金融服务能力，深圳其实跟上海、北京差不多，园区模式更不只是深圳有，为什么深圳能更成功？

唐杰：这可能跟政府有重要关系。深圳市政府跟别的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有很大区别，这个政府，清楚自己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1995年，深圳提出要搞高科技，全国人民都笑话。但深圳打定主意，出了一个政策：无论什么企业，只要开办研发机构，政府就给资助。当时没有人相信，结果一个企业——还是个民企，大胆来申请，政府果真给了几百万元的资助。这就跟商鞅变法中的徙木立信似的，于是大批企业开始上马研发项目。待到风气形成了，深圳市政府便开始在研发方向上进行引导，并鼓励它们跟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据统计，这项政策推出5年时间，政府支出大约30亿元，为此新增的税收也有约30亿元。在政府的引导下，目前深圳90%的研发人员、研发机构、科研投入和专利生产都集中在企业，形成了有3万多家创新型企业的集群。

日报：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如果不是放在深圳，也能成功吗？

唐杰：我问过华为、中兴，也问过比亚迪，假如你们当初选择中国另外一个城市，那么会不会有今天？他们共同的回答是“没有”。

日报：但他们都没有试过，会不会只是因为你是副市长，所以才那样说？

唐杰：不是。因为：第一，深圳是不怕企业小的，它不像有些城市那样，首先看企业规模，而是产业链。所以深圳有很多规模很小的企业，比如产值只有一两亿元，却受到很高的关注，为什么？因为它在某个细分领域位居全国甚至全球前三位。第二，深圳支持的是专业化的公司，而不是那种很庞大、多元化的企业。举例来说，华为、中兴，包括富士康，它们在深圳都是有几百家供应商的。你要支持前者，更可取的途径其实是支持后者，支持那些作为供应商的小企业。当你创造了一个小企业的活跃环境，就会形成一个产业群、产业链，形成一个专业化分工的生产体系。我走到全国其他地方看，差别很大的就是这一点。

城市竞合

日报：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如果单看上海和深圳，你觉得有没有所谓的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

唐杰：很难讲模式，但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城市差异。和深圳相比，上海有三个特点：企业大，政府大，创新激情差。如果你问深圳的年轻人想做什么，想创业的一定比想进大公司的多。上海多半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深圳，创业成功的案例很多。深圳有很多中小企业，创办三五年就能去资本市场上市。

日报：深圳的创业气氛，跟硅谷、纽约这样的地方相比如何？

唐杰：借用一个从硅谷来深圳创业者的说法，深圳的创业氛围很好，但条件不够，因为工程师还不够专业——美国工程师是创造型的，中国工程师则是执行型的。

目前，深圳在这方面正迅速向竞争对手靠近，两个典型例子是深圳华大基因和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前者成立至今不到6年，从七八个人到如今的4000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拥有超过美国总和的基因测序能力，年测序收入超过20亿元，在深圳带动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集群。后者更是几个留学生两年多前刚创办，目前每个月已能申报上百项专利。这些企业的成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人才和机构，进而形成专业化、多产业的合作。所以，深圳的高科技正从赶超往引领阶段发展，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扶持配套产业，提供公共服务平台。

日报：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科技等重要产业发展的前沿，不仅有深圳，还有上海和天津。在你的脑海中，这三个城市分别像国际上的哪三个城市？

唐杰：我如果作个不恰当的比喻，天津就是费城，深圳是旧金山，上海是纽约。上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它所处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天津近年发展很快，不过它还处在一个第二次工业化的过程。从自身条件和地理位置来看，天津应该会在中国取得一个极高的地位。

日报：前海是深圳下一步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的核心试验田，这对香港来说，是否意味着会多一个竞争对手？

唐杰：深圳和香港在这方面是高度合作的。当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时候，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是被隔在境外的。香港之所以对前海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实际上，也是因为它看到了一条自己在中国经济格局当中获取应有地位的重要途径。深圳和香港如果作为一个经济联体城市，在全球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下一个30年

日报：前不久我们刚刚纪念了“邓小平南方讲话”，深圳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方面，面临哪些核心任务，会进行怎样的尝试？

唐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深圳改革开放最值得纪念的成果可能是三点：一、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二、政府的法制化管理；三、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三点，应该是深圳30年改革最大的成功，也是最有经验和教训的地方。比如法制化管理，深圳的创新能够走到今天，首先得益于在全国最早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这一地方性立法，直接保护了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另外，深圳为什么能耗低，其中一个原因是，深圳在建筑节能方面下大力气。目前深圳已拥有1000多万平方米的绿色建筑，并正在酝酿推出全国首部绿色建筑地方性法规。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的市场理念和市场规则，就逐步形成和规范了。

日报：深圳今年提出了“外溢发展”战略，但从产业特点来看，深圳一些主要的产业，比如IT，其产业链长度可能并不很长，怎么去“外溢”？

唐杰：其实IT产业也是很复杂的，一个手机，就可以拆分出3000多个零部件。深圳去年共出口手机6亿部，这些手机实际上多是在深圳设计，东莞生产，再从深圳出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深圳现在有很多产业，正快速、大规模地向广东的东莞、惠州以及湖南、江西扩散，这就是所谓的“外溢”。当一个城市发展到千万人口之后，就需要为腹地服务，这个服务不是输出产品，而是输出管理。具体到深圳，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向总部化发展。

日报：回到一开头说到的话题——仅从经济总量来看，深圳保持多年的全国老四地位，很可能要变成老六、老七，甚至更低。你怎么看深圳的未来？

唐杰：按单位面积产出，深圳依然是全国第一。假如还要继续拼总量，无非是耗费能源、资源。我们更看重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当我们早已越过中等收入线、过了高收入门槛的时候，深圳现在要问的是什么？是在德国、意大利、日本能够生存的产业，在深圳能不能生存？当人均GDP达到10万美元的时候，这样的产业还能不能在深圳生存？今年我去参加了渣打美国总部的年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会不会硬着陆。我在会上讲，深圳走到今天依然有生命力，因为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足够的创造力，使得我们能从模仿、跟随开始，直到今天的赶超、引领。如果能在多数领域引领，我们这样一个城市，就能够支撑10万美元的人均GDP，就像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