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现实

有人戏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该改名。

原因是，目前该学院学的专业是管理，但是毕业从事金融行业居多。因此有从该校毕业的专家认为，不如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改名为北京大学金融学院，“这个应该是管理学院的悲哀”。

这使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所所长金碚感触很多。在他看来，由于金融从实体的工业经济抽血，工业经济过去低工资、低资源能源价格、低土地成本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太可能存在。

“这条路再走下去是不可持续了。”金碚在6月15日“探寻中国增长新支点”BMW中经智库走进商学院启动仪式上说。

此前数字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68万亿元，不到银行同期利润40万亿的1/10。

金碚认为，中国经济到现在为止唯一能够和外国比一比的其实只有工业。工业推动中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工业领域的改革超前于金融行业等各个相关领域。未来则需要在社保、环境保护、技术监督、银行、金融等方方面面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才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今年5月28日，金碚曾就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问题，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行了讲解。

不要轻言服务业比重低

3D打印是否带来新技术革命尚待观察

《21世纪》：多年来国家提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但是第三产业比重难提高，而工业中高技术产业比重也难以快速提升，一些高端的钢材或造船产业发展不理想，而一些低端的建筑业却发展得特别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金碚：我们通常存在一个误解，认为高技术产业就有高利润。其实不然。什么产业有高利润？第一是你能做而别人不能做的产业；第二，是你比别人做得好产品。并不是你有技术你就一定有高利润，如果其他人也有技术，你有技术照样没有高利润。所以，所谓低端的产业也可以产生很高利润。比如说美国的麦当劳当然是低端，可口可乐当然是低端，还有牛仔裤当然属于低端产业，可他们仍然非常强大，很赚钱。那是因为你做不过他们。

作为企业不能被低端、高端、技术高、技术低等混淆。这些说法只是我们在政策上或者是学者在进行问题的分析上产生的概念。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把自己的行业做精做细，做到与众不同，自然就能产生利润。

《21世纪》：英、德、美能在过去成为世界强国，与蒸汽机、柴油机，以及电的发明有关，我们如何在下次科技革命中占领前沿制高点？

金碚：这就要求在企业、实业界要有非常执着专注的、做好自己产业的工业精神，要形成一种制造文明的精神。搞制造业不要见异思迁，哪赚钱就到哪里去，而要把自己的本分做精做细，做到与众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在坚实的工业素质基础上去寻找高端的技术突破。如果没有好的工业素质，去突破高新技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反而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夯实中国整个的工业基础培育优良的工业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1世纪》：有人说3D打印会是新的技术革命，这是否使得工厂以后不存在了，是新的发展业态，您对此怎么看？

金碚：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3D技术其实早就有，以前最初是运用在设计上，现在3D可以制造，并且大幅度改进工艺过程，而且可以使产品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发展。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只适合运用于局部的工艺改善，不可能用于所有工业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目前3D技术比较有效的用途是运用于模具的设计和制作方面。以后是不是大批量使用3D制造技术，我个人认为尚待观察。

《21世纪》：多年来我们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提出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实际情况与过去的西方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有区别吗？到底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金碚：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是整个世界（包括中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时代，仍然是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没有过去，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工业化的基本现实，完全另搞一套。中国发展工业的技术路线与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必然要走资源消耗比较多的道路。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完全依靠资源投入来发展又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解决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时代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新型工业化要求更加有效地利用和节约资源，要保护环境问题，要注意更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源，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要面对的问题。刚开始，这些问题可能并不突出，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资源消耗越来越多，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目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着比较紧迫的形势。

应该说，中国工业正在向积极的方向转变，很多地区和过去所做的已经不太一样。比如说在选择项目的时候越来越注重环保，注重资源利用的效率提高，更加注重节能和低碳等。

《21世纪》：多年来我们提出要提升服务业发展比重，但是一直难以提高，十一五提高3个百分点比重也未完成，这是不是与我们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有关？

金碚：这本质上涉及到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关系问题。产业比重是运用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如果按照一般国家一、二、三次产业最常用的统计指标即就业人数来计算，那么，工业不到30%，比重最低。农业40%多，服务业是40%多，农业就业的比重最高。

如果用价格来统计，价格有两种，一种用现行的价格进行统计，那么工业比重最大，服务业比重相对偏低，为40%多，农业大概为百分之十几。但如果我们用购买力平价或者用不变价来统计，那么，工业的比重是30%多，服务业的比重为50%多，即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大致相近。所以，三次产业比重的多少取决于你采用什么样的统计方法来计算。

第二个问题是，在现阶段三个产业中的哪一个是主要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可以非常确切的说是第二产业，因为它能够真实地增加产品的供应。第三产业也能够加快发展，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在现阶段，第三产业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超过第二产业是不可能的。全世界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哪一天第三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增长率就会大幅度下降。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第二产业的产品在总体上是降价趋势，第三产业的产品总体上是涨价趋势。所以，虽然第三产业本身的真实的增长不会很快，但是它的比重会有所提高，原因是第三产业的服务会相对涨价。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不是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那第三产业如何发展？我认为，必须是在第二产业的经济活动中分解出来变成第三产业，那时第三产业的比重才能够增加。宝马公司营销高级副总裁戴雷讲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有人问宝马汽车在二三线城市推广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回答说，是缺少能够进行销售、维修和售后服务的人，这部分人的工作属于服务业，但它是在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是专业化的结果。这就说明，在实际的生产中要将制造业的文明注入到服务业之中，这样才能够有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中国的现阶段，要指望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不现实的。因为经济增长是指真实产品的

增长，通过不变价统计。如果用现价统计，服务业比重会提高，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涨价。比如理发行业，过去可能是2毛钱理一次头发，现在20元一次，将来可能会变成200元一次，但是第三产业真实的产值并没有像现行价格所表现的那样增加。所以不要轻言服务业比重过低，制造业比重过高。依我的观察，中国服务业比重并不很低，至少是绝对要远远高于现在用现行价格统计的比重。

《21世纪》：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或者再发展一些制造业。如您刚才所讲，服务业比重变大，GDP增速要降低，中国能对它们的发展产生影响吗？

金碚：我觉得它不大可能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比重。但是它的一些新的制造业，特别是新型的产业和一些产业的高端环节，应该说美国的政策会有相应的改变。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有些产业，在跨国公司布局和全球产业链方面都有回流美国的变化，一些新兴的产业会在发达国家发展得比较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从现行价格来计算比重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在下降，其实它们的制造业也在增长。只是说制造业的增长没有服务业增长得快。而服务业的增长（准确地说是比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涨价，是依赖价格因素。所以不能认为它是真实的增长。

而当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时，整个经济增长率必将显著降低。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我们很少能见到主要由服务业增长推动的经济高增长现象。

“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现实”

现在有的学者写第三次工业革命，认为有两个东西，即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可以支撑整个产业，我觉得这样的想法过于简单。它只会在一些工业的制造环节上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非全局性的。认为可以依赖3D打印方式来进行大多数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对工业发展缺乏耐性的想象。

金融应为实业服务，而非抽走资源

《21世纪》：您过去讲产业空心化，制造业空心化，现在制造业发展也不如房地产和银行，但这好像与政策导向有关。发展制造业需要国家在政策和体制上进行相应调整？

金碚：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发展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没有金融支持也发展不起来，问题在于金融要服务于实业，而不是将资源从实业中抽走，导致实体经济没有钱也缺乏资源，所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

《21世纪》：中国在国际发表的论文世界第二，但是很多创新的产品依然是处于“锁在抽屉里”的状态，难以转化。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突破这一问题？

金碚：总体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过程，中国从三十年前的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到现在，发展很快，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创新的。创新很多体现在一般制造环节，在模仿中创新，创新中模仿，现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进入到一个相对高的平台，必然有部分企业是进入高端发展，

第二是从机制上讲，体制机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最缺的是创新机制和体制，对于创新，政府基本上采取所谓的优惠政策、给特殊政策来激励。这种办法在一定历史阶段有作用，但是未来依靠这种办法去发展是行不通的。我们要让企业间在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中进行公平竞争，从而实现企业的创新。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选项目、国家确定重点、国家给予优惠，这样的做法并不利于创新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国最缺乏的是创新氛围，政策要走向普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