瞩望中国经济改革新一轮整体设计

　　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

　　整体设计时间窗口已来临。

　　如果以10年作为检视决策层的政策设计效果的时间光谱，则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来，经过两个10年的改革探索与政策执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模式探索还是相关的改革成效，均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最近10年里，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幅提高，财富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规模连续跃上几个台阶，正加速由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

　　改革设计需要大规模升级

　　如今，业已执行一年有余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假如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我将赌注压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例如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转型，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如何治理早已内外失衡的经济系统，如何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过程中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如何在提升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同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

　　整体设计时间窗口已来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1993年前后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与随后的制度执行，在历时18年之后已经到了大规模升级的时间窗口。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整体性框架设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上一轮大规模的改革设计亟待全面升级。

　　今日中国经济发展与战略转型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既是原有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上一轮改革整体设计使命完成之后，新一轮设计缺位的阶段性反应，更是改革进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而回顾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只要政府能够正视经济领域的突出矛盾，并能集中海内外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人士智慧，在镜鉴与探索中找到并形成指导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方案，则中国民间潜藏的增长动力就会被大大释放出来。无论是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还是1994年前的“京伦会议”，其在凝聚海内外智慧、求解中国经济下一步改革方案乃至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当全国最保守的那部分人都能够突破所有制和意识形态羁绊、接受市场经济是中国可以富并且能够富的唯一路径之后，中国取得连续多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根本不算什么奇迹了。

　　整体设计需凝聚各界智慧

　　相较于20年前的智慧，今天的决策层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们应该有足够的存量智识和前瞻性的视野，来重新思考并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整体方案。

　　其实，今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本身就为富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样本。中国经济学家们能否积极扩大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行为空间并取得广受国际认可的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掌握和借鉴前沿经济学知识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层改革整体设计，提出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整体框架。

　　决策层一方面应该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通过周密论证，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进行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制定中国未来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

　　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实现政府转型，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应该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全球都在关注并将持续关注中国这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复杂经济改革设计方案的下一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