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汇率变动解决不了贸易失衡问题，这一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日美贸易中得到证实。正如《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一书分析指出，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元大幅度升值未能解决日美贸易失衡问题，日元升值的同时，日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化。日元汇率从1970年1美元兑换360日元，上升到1990年1美元兑换144.88日元，上升了2.49倍；同期，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从59.39亿美元增加到903.22亿美元，增长了14.21倍；日本从美国的进口额从55.59亿美元上升到523.68亿美元，增长了8.42倍。最终结果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70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379.54亿美元，增长了98.88倍。与此同时，日美贸易摩擦也不断激化，摩擦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原材料型产业→加工组装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摩擦的焦点趋向高附加价值化和高技术化。

　　同样，中美贸易实践也证明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失衡和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例如，在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0%，但中美贸易失衡却持续扩大，中美贸易顺差从1241.7亿美元增加到1709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也在不断激化。

　　如果贸易失衡的症结真是在汇率上，那么伴随着日元升值和人民币升值，日美贸易顺差、中美贸易顺差应该减少或消失，贸易摩擦也应该得以缓解。但从日美贸易和中美贸易的实践来看，日元与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所伴随的不是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而是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由此可知，日美间和中美间的贸易失衡，其症结不在汇率，必定有汇率之外的其他因素在驱动贸易失衡。

　　美国的产业结构是其

　　贸易失衡的决定因素

　　《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一书认为，美国的产业结构决定其对外贸易必然是逆差。目前美国处于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时期，产业重心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1987年美国服务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就超过75%，2001年以来美国服务业占其GDP比例都在80%以上，而服务业并不提供实物产品，且服务业产品多为非贸易品。同时美国能够提供实物产品的制造业却处于收缩状态，占GDP的比重从1987年的17.4%下降到2009年的11.0%；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重温制造业，201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但也只有11.7%。如果以商品零售额代表美国商品市场的需求规模，1992-2007年美国不包括饮食服务的商品零售额占GDP的比例都在28%以上，1992-2007年平均值为29.45%；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该比例有所下降，但也都在26%以上，2011年为27.81%。可见，美国商品市场存在较大的供求缺口，需要大量进口国民生活所必需的纺织鞋帽制品、家具玩具以及机电产品。因此，美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其国内制造业规模满足不了国内巨大的商品市场需求，美国必然存在贸易逆差。

　　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是中美贸易失衡根源

　　按照一般贸易理论，既然美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其低附加值产品上必然存在贸易逆差, 而高技术产品作为美国的优势产业，其出口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那么美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应该是顺差，同时美国也应该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以保持其对中国的贸易平衡。然而，美国却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施限制，致使从2002年开始，美国全部10大类高技术产品贸易出现逆差并逐年扩大；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不断加强，导致在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中来自中国的份额越来越大。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全部10大类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2002年为165.84亿美元，2011年增加到992.87亿美元，其中有941.87亿美元的逆差来自对中国。近年来，中国的高技术进口总量快速增长，但从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份额却不断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该份额从 2001年的18.3%下降到2010年的7.1%，这导致美国对华出口额减少近500亿美元。试想，如果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实行限制，2011年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就不会是941.87亿美元的逆差，而可能是941.87亿美元或更多的顺差，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会减少1883.74亿美元或更多。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所在，也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多年来中国一直希望增加来自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而且中国正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追求贸易的平衡，扩大进口是中国的长期战略。就目前而言中国需要引进大量的民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急需引进清洁能源、节约能源、替代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高新技术，美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美国应该对中国增加这些产品技术出口。只要美国更加开放对中国的出口市场，清除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所有歧视性条款，特别是解除对中国民用高新技术出口等方面的限制，美国企业就有能力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上多占一些份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会大大减少甚至消失，中美贸易摩擦也会随之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