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短期强弱转换发出的警讯

今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渐趋好转，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却日渐失速。当然，短期变化尚不足以改变和扭转趋势，但如若新兴市场国家忽视经济结构转变、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和争取全球利益的急迫性，浪费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就并非全然杞人忧天。

澳大利亚影片《不一样的奇遇（Danny Deckchair）》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现实故事：平庸的泥瓦匠在一次平常的家庭聚会中突发奇想，坐在气球椅上飞离了自身平庸的轨迹，他鼓起勇气放弃世人陈见中稳定、传统的生活，收获了另一段不可思议的美妙人生。在我看来，这部影片比名声斐然的“蝴蝶效应”更加清新、也更加深刻地传达了两层信息：一个小小的变化往往会转变整个轨迹和趋势；而只有大胆质疑并放弃那些世人眼中的人之常情或世俗公理，才能发现并把握重要的变化。

世人总是很容易轻率笃信那些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或是那些不证自明的经济共识，却往往忽视了现实经济中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暗香浮动。悉心品味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当下正是重要变化悄生之时，而偏偏这一短期变化又与市场长期趋势共识背道而驰。2007年至2012年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深刻动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催生了国际社会和金融市场的新共识：东边日出西边雨，并提供了新兴市场国家百年难遇的赶超机遇，国际货币体系正从美欧主导的霸权模式向新兴力量崛起的多元模式快速转变，南北差距不断缩小，新兴市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渐成大势。

但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最新变化正呈现出另一种态势：西边日出东边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渐趋好转，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却日渐失速。

在火焰这边，美国经济以连创纪录的方式展示着全球领头羊的增长韧性：2011年四季度，季环比年率增长3.0%，增幅创近四个季度新高，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逆向复苏；今年1月和2月，非农就业人数环比增长108万和45.4万人，连续7个月环比增长，美联储已正式认可就业市场恢复；2月非制造业PMI为62.6点，创近12个月新高，增长蓄力之势骤显；1月和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74点和72.5点，1月数据创近12月新高，名义个人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0.1%和0.4%，2月数据创近9个月新高，消费主引擎悄然再启动；1月，建筑支出总额同比增长7.1%，增幅创近69个月新高，二手房签售指数为97点，创近21个月次高，不断寻底的美国楼市也显露出触底反弹迹象；1月，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长7.7%和8.4%，增幅均创近25个月新低，美国经济正逐渐脱离外需依赖，重回独立增长的轨迹。

在海水那边，中国经济数据以迭现新低的方式流露出新兴市场在高速起飞过程中的增长疲惫：2011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9%，增幅创近九个季度新低，今年1至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发电量同比增长7.1%，增幅分别创近28个月、30个月和25个月新低，工业生产悄然减速；进出口商品总额同比增长7.5%，出口同比增长6.8%，增幅分别创近28个月和27个月新低，欧债危机对外需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今年1至2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5.1%，增幅创25个月新低，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45.2%，增幅创近98个月新高，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3.99%，增幅创近34个月新低，而温总理上周三在答记者问时所下的“房价远远未到合理价位”评判进一步强化了房市的降温预期；1至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7%，增幅创近12个月新低，经济结构转型和内需启动依旧压力较大；1月和2月，M1和M2同比增速的剪刀差为9.3%和8.7%，1月数据创近36个月新高，表明宏观层次资金沉淀效应进一步加大，微观层次货款回笼也存在困难；1月，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11.04%，增幅创近157个月新低，资本对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助力悄然减弱，经济减速的微观基础悄然形成。

数据表象背后的深层对比，则进一步凸显了当下这种全球经济短期变化的特征。在西边，接连超预期的数据背后，是美国经济呈现出增长主引擎、增长模式、金融竞争力三大回归现象。在东边，接连不给力的数据背后，中国经济则呈现出经济中期趋冷和投资短期反弹、货币乘数下降资金价格下降和信贷增长弱于预期、楼市中期走弱和股市短期反弹三种冲突现象。而在温总理答记者问后沪深股市的大幅跳水也进一步表明，中国资产市场的金融风险依旧广泛存在。

总之，无论数据表象，还是现象内涵，都给全球经济的最新变化提供了注脚。在我看来，这一不易察觉、有悖于现有共识的最新变化，深层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的三大差异：一是经济基础的差异，即便两次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了较大经济冲击，而新兴市场则在此过程中保持了较为强势的增长，进而缩短了两者的距离，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依旧强于新兴市场；二是危机应对的差异，在发达国家长期保持宽松政策不动摇的同时，新兴市场过快收紧政策，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政策稳定性和远视度欠缺的不足；三是利益博弈的差异，发达国家正借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经济社会和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利用海外税制改革、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手段影响全球经济、金融资源的再配置，利用尚存的经济霸权争夺全球经济复苏的利益果实。

三大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当前世界经济这种短期变化正悄然对全球经济多元化的长期趋势产生影响。当然，目前来看，短期变化尚不足以改变和扭转趋势，但如若新兴市场国家依旧沉迷于“西弱东强”的假象和多元化未成形的判断中，过于自信而忽视了自身经济结构转变、内生增长动力培育和全球利益争取的急迫性，那么，浪费两次危机带来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就并非全然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