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央行行长：建立一个灵活的体系极度重要

又是一位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央行行长。这一次，这位行长金仲秀（KimChoongsoo)来自我们的亚洲伙伴，韩国。1979年，32岁的金仲秀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学术、外交和经济政策领域扮演了诸种重要角色后，2010年4月，金仲秀开始担任韩国银行（BankofKorea）行长。

打开韩国银行的网站首页，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是其对使命的描述“追求价格稳定”，以及目标通胀率（3％，上下1％区间），读懂了这些，就会更容易理解、也更可能观察金仲秀在过去以及未来的货币政策选择。

韩国于1996年加入富国俱乐部OECD，GDP总量排在全球11名左右的位置(根据IMF与UN数据)，2010年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几乎是中国的5倍。对于这样一个堪称庞大的经济体，韩国对外依存度（出口＋进口／GDP）之高并不多见。作为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金仲秀对此感受深刻，他一再强调，作为一个极其外向型的经济体，极度需要一个灵活的经济体系来应对时刻变化的外部环境。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土地上，金仲秀设立了两个办公室，韩国央行由此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有两个办公室的中央银行。

日前，金仲秀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没有“同行压力”

第一财经日报：韩国央行在最近的一次议息会议上（去年12月8日）宣布，维持现有基准利率3.25%不变，这是你们自2011年6月10日加息以来，第六次按兵不动。目前，很多人预计，尽管这一次维持利率不变，但你很可能会在今年初就开始放松货币政策，直接的原因就是韩国经济前景暗淡。而韩国的通胀水平还处于4.2%（2011年12月数据）这一较高水平，因此你不得不在经济增长与通胀率之间作出权衡。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全球频频出手，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央行纷纷采取了行动，你是否感到了“同行压力”？

金仲秀：其实并没有什么“同行压力”，我们在利率决策上不存在竞争关系。在一些政策领域，世界各国央行要考虑国内具体情况。当然，我们会考虑到贸易伙伴的行动，因为我们的经济是相互连接的，所以要彼此考量。正如你指出的，我们依然有很高的通胀预期。在经济增长方面，其实我并不认为韩国经济前景“暗淡”，因为3.8%左右的经济增速或多或少接近于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速。

日报：那么在保增长和稳物价这一双重使命之间，你是否有所偏重？

金仲秀：我们的使命是维持物价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为何我们目前依然不考虑利率下调的主要原因，尽管一些人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比去年放缓。但正如我此前所说，目前通胀水平还较高，而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物价稳定。但我们也要努力将货币政策对其他政策造成的“副作用”或负面影响最小化。

日报：你如何看待通胀预期？

金仲秀：2012年我们的CPI可能降低，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的通胀水平今年会有所降低，而我们又和所有其他经济体有贸易往来。如果所有国家都面临高通胀，那么我们也无法逃脱通胀压力。例如美国现在的CPI增速为3.5%，中国去年11月通胀率是4.2%，此前10月的通胀率为5.5%，9月则高达6.1%。你们的通胀水平相对较高，英国CPI也为5%，欧元区平均CPI增速也达3.0%。多数国家今年都面临较高的通胀水平。但预测显示，今年多数国家的CPI都会降低。可以预见的是，我们的CPI也会有所降低。

通胀预期是决定通胀率的三大变量之一，另外两大变量分别是供给变量和需求压力。韩国国内的通胀预期依然较高，因此我们还是会保持警惕。不过总体而言，今年的通胀水平会比去年低。

理解外部变化

日报：有报道称，比起外部增长放缓和通胀预期而言，你更加担心韩国经济中家庭债务水平之高（目前达到GDP的80%），是这样的吗？

金仲秀：家庭债务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担忧之一。但这里要注意，无论是美国的次级债、日本的房地产，还是如今的主权债务，关键问题在于其对金融机构的影响。而我们的情况是，尽管家庭债务总额相对较大，但我们的金融机构却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强制要求银行保持很高的贷款价值比（Loan-to-valueratio,LTV），因此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保持相对稳健。在其他国家，不良贷款可能是一大问题，如果出现房价大幅下跌的困境，像日本等国家的不良贷款率会大幅上升，但韩国不会，因为我们有很高的监管要求。

对我们而言，问题在于家庭，一些家庭还贷困难，这也正是我此前说的“担忧”所在。我们关注那些高负债的低收入家庭，这种担忧来自微观角度。如果总体情况出现问题，那么央行应该扮演主导角色，实施上调利率、挤出流动性等措施。但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

日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情况并非系统性风险，而是微观层面上的问题？

金仲秀：对，我们的系统性风险相对较低。所以我的意思是，韩国的债务问题与其他国家有本质区别。但并不是说，这就不成为问题，这是不同种类的问题。

日报：作为央行行长，什么会让你彻夜难眠？

金仲秀：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建立一个相对灵活的体系。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无法掌控的，尤其是全球问题，例如欧洲和中国，都是我无法掌控的。担忧国外的事情无济于事。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体系尽可能灵活，一旦韩国经济以外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可以迅速调整并适应这些变化。

建立一个灵活的体系极为重要。人们通常并不太理解外部变化，因为多数人都生活在国内，但对于像韩国这样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我们应该对外部变化做好充分准备。这正是我为何要建立上海办公室的原因。我们是全球唯一一家在中国北京和上海有两地办公室的中央银行。因为上海正逐渐崛起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办公室。

日报：你们在海外其他国家有多少办公室？

金仲秀：包括上海在内一共有八个办公室。美国有两个，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和香港各一个。如果算大中华区的话，我们在中国共有三个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