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内外经济环境不比今年更复杂

不能简单用“更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加”，“欧债危机继续蔓延”等似是而非的判断，来描述2012年中国经济面对的国内外环境。2012年，中国面对的国内外矛盾和变数，与今年比并没有太大差别。我们理应坚定不移地实施既定转型战略，别受似是而非的表象干扰。

随着通胀形势的缓解，保增长成为各方对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基调的判断。今年初起国内外许多观点就认为，2011年中国经济会硬着陆，而当今年经济稳定增长形势已成定论以后，对明年形势的五花八门的说法又开始蔓延。外部经济环境疲软，国内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等，自然成了判断2012年经济下行和推动货币政策放松的理由。

到底该怎么看呢？

笔者以为，眼下可以确认的是，2012年中国面对外部环境与2008年、2009年的恶劣形势并不一样。2009年一、二季度，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平均分别是5.8％、9％、12.1％和6.8％的负增长，外需市场大幅萎缩冲击了全球经济，中国2009年一季度出口出现47％负增长。当前主要经济指标显示，截至第三季度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低增长非负增长，消费者信心指数不同程度回升，美国就业形势略显改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疲软，但不是衰退。

2012年，中国面对的国内外矛盾和变数，与今年比并没有太大差别。昨天标准普尔把德国的国债信用评级下调至负面，首先应看成是一种相对美国国债信用下调的平衡，并非德国国债违约风险上升，更不是欧债危机蔓延至德国的信号。今年已释放了欧债危机蔓延的最坏信息，加上美国债务风险在年中随着3A评级下调已经释放，如果没有比这更糟糕的“黑天鹅”事件发生，比如欧元解体、伊朗燃起战火等等，那对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和外需市场变化的预测，应与今年的假设基本一致，在部分信息上还可能更对称一些。而欧债形势未来变化态势相对今年初则应更加明了，拯救方案也是向更有针对性的方向改变。

看国内，通胀压力已得到缓解，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调整初显成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至少透明度更高了，经济增长并未危言耸听地硬着陆。基于这样的信息，对明年经济平稳增长的形势应该更可预期。至于深层次的矛盾，2012年也应该在今年基础上改善，至少不会加剧。

如此看来，2012年，中国经济面对的国内外环境，不能简单用“更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加”，“欧债危机继续蔓延”等似是而非的判断来描述。事实上，2012年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环境不会比2011年更恶劣。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必对外部形势有过度反应。中国经济增长应按转型的既定方针和更平稳增长的新增长理念的引导来实现。保增长应是保与2011年一样的9％的平稳增长，而不是保两位数的过高增长；应通过调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转型培育新增长点，通过财政政策引导制度性改革来保证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持续增长，而不是靠发过多货币，释放过剩产能或者推高资产价格泡沫的方式来推动短期过高的增长，放松保持长期持续增长所必要的调整和转型。

2008年下半年以来，外需市场低迷一直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也成为推动宽松货币政策和其他支持的主要根据。欧债危机的蔓延会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可能进一步萎缩，毫无疑问又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预测的根据之一。

确实，外部经济低迷，外需市场萎缩对中国出口增长很不利。11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印证了压力。但是，如前所述，欧债形势对2012年中国经济和出口的影响与2011年并无根本不同，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形势或略好于2011年，欧美出口市场不会再像2008年和2009年那样的大幅萎缩。近期中国出口结构仍然以一般消费品和低端制成品为主，危机时期生存的刚性基本需要，使得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可能性不大。这也是危机以来中国商品一些份额还有所上升的原因所在。事实上，2009年二季度我国出口增长由负转正，2010年货物出口保持平均31.3％的增长，2011年前三季度出口保持了平均24.7％的增长。如果能够整合一些无竞争力而关闭的企业留下的市场份额，通过规模效应提升竞争力，继续保持一般制成品领域出口的增长，或许是应对近期外部经济低迷的措施之一。另外，多元化贸易伙伴，增加对新兴市场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出口，是应对美国欧洲市场下滑的有效方法。

更重要的是，美欧外需市场收缩可能不是暂时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是引发全球经济不平衡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说走出危机尚需时日，消费增长大规模恢复还没有预期，即使后危机时代，美国和欧元区借钱借债过度消费的模式可能一去不复返。中国经济切不可把增长的筹码过多寄望于外需市场恢复到危机之前的过度消费的水平。以内需增长来应对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代外需市场的变化，理应是最佳举措。过分强调外需市场的变化，过度依赖短期政策维持低附加值的出口增长，而不从根本上务实地推动内需增长以及相关的制度性配套，可能会误失转型机会，进而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

只有更清晰地认识国内外矛盾和变数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未来的变化趋势，才能坚定不移地实施既定转型战略，而不会受似是而非的表象干扰。中国经济渴求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渴求新的增长理念，这要求逐渐接受平稳的增长速度，逐渐放弃靠印钞票来扩张的偏好，尽力避免用高风险方式累积更大的风险。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