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未来着力于功能性突破

　十年前，几乎没人能够预料与想象，中国加入WTO“与狼共舞”，将为上海这样一个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城市带来哪些巨变。

　　十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在不断做“加法”与“减法”。无论是进出口数据、利用外资金额，还是企业对外投资规模，都在不断攀升；然而，从1008平方公里缩减到656平方公里，从177个减少到41个，上海各类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和数量却始终在做“减法”。

　　“加”与“减”之间，上海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路径跃然呈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沙海林谈及这些数据变化时，体会到的不仅是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量的变化”与“质的提高”，沙海林表示，中国加入WTO这十年，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市场运行机制的改变。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沙海林，探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的变化，以及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上海如何把握机遇，加快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实现外贸转型、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升对外投资层次等话题。

　　入世“倒逼”机制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加入WTO十年来分享了许多“全球化红利”，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的经贸格局发生了哪些重要改变？

　　沙海林：入世十年也是上海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我简单列举几组数据：十年来，上海本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了6.1倍，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了11倍，利用外资规模增长了2.1倍，对外投资规模增长了9.7倍，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规模也增长了9.9倍。

　　其实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好”，不仅仅是一些数量的变化、规模的扩大，也不仅仅是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整个运行机制的变化。最要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对整个社会消费的拉动，对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基础性、先行性、先导性的作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保障机制建立起来了。

　　另外，入世十年，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一种“倒逼”作用越来越明显。看上海的变化，人们往往喜欢看外表，它的基础设施、楼宇、整个市容，这些的确变化太大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整个运行机制的改变，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入世十年最大的特点。

　　这十年，上海的巨变也是和全球化大局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进入了全球市场经济大环境之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不仅仅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参与者，也是利益的分享者、受益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成为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如果中国没有加入WTO，上海没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信上海不会有这些变化。

　　当然，加入WTO对我们的体制、机制、税制和管制方式，也是一种挑战。凡是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违背WTO基本原则的，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更谈不上发展。所以，企业在技术上、管理上、标准化建设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个过程中就是适者生存。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说每年都有大批的企业倒闭，但也有很多企业发展很快，特别是那些适合了世贸规则、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这些新兴的业态发展起来了。

　　日报：你怎样看待未来十年的全球化趋势？我们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将面临哪些主要问题，比如贸易保护主义似乎正在日益加剧？

　　沙海林：从全球经济发展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变革和调整的重要时期。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也正在抬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世贸组织成员方对中国的诉求将会更趋多样化。发达国家势必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度，新兴发展中国家成员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会与中国产生更多“碰撞”，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对中国的谈判诉求将向发达国家看齐，单边优惠的要求将有所增多。

　　另外，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的提升、人民币与国际货币的汇率失调，以及国内通胀趋势等因素，都将减弱中国外贸高速发展的支撑力。

　　当前上海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旧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不足，低端传统产业被调整的“快变量”与高端新兴产业培育的“慢变量”发展不协调。目前看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和居民消费倾向总体递减的影响，“三驾马车”中，出口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趋于下降。

　　同时，受资源环境、商务成本提升的约束，低端传统产业调整力度加大，一般制造加工向外转移速度明显加快。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有待逐步走向成熟，可能在产业升级转换中出现“真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

　　外贸转型迫在眉睫

　　日报：我们的外贸出口格局中，加工贸易一直占据了半壁江山，这种长期依赖“人口红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的模式能否持续？加工贸易如何实现转型发展？

　　沙海林：谈到外贸转型升级，现在外面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认为加工贸易越少越好，甚至最好没有加工贸易，我不赞成。

　　上海的加工贸易总量大、占比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据上海本地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另外，加工贸易以外资企业为主体，外资企业占了90%以上，机电产品是大头，大约占加工贸易出口80%以上。这些都是上海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

　　当然，发展加工贸易现在遇到了成本的制约，资源环境的制约，主要是土地、人力资本的制约。我们很多代工企业就是这个毛病，可以把利润做到基本为零，当然也不是一直为零，为什么这样做呢？可以少交税。利润跑哪儿去了？一方面本来就低，另一方面把它送到国外去了。关键要改变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是推进加工贸易提升能级，把加工贸易向先进制造，或者叫高端制造方向延伸，向产业链两端延伸，这主要是推动加工贸易企业的提升、升级，实际上就是提高它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贴牌生产向设计研发加贴牌生产转变，因为我们现在加工贸易很大的毛病就是依靠“人口红利”来支撑。

　　第二是推进出口加工区的功能拓展。以前出口加工区很简单，就是来料加工、出口加工出去，现在还要增加维修的比例，我们要实事求是，争取做一些突破。

　　第三是推进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我们和海关以及上海有关部门一起制定了加工贸易内销便利化的一些措施，对140多家加工贸易的联网监管企业实行了内销便利化的试验。有些东西因为是加工贸易，来料加工不允许你内销，因为你是保税的，你怎么可以生产出来内销呢？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一些便利化措施启动以后，上海加工贸易转内销，去年的数字就同比增长了17%。这个也很重要，能够推动内外贸联动。

　　第四是推动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加工贸易试点。现在我们已经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集成电路的设计企业纳入加工贸易运作模式的试点，以前就是单一的封装测试，就是在这个环节里保税，我给你保税，就是你拿进来，封装测试再出去，就这个环节保税，现在发展到设计、制造、测试三位一体的保税，这就进一步了，保税范围扩大了，这个正在试点。

　　不断创新引资方式

　　日报：近年来，有外资企业由于商务成本过高而迁离上海，也有外资企业评价中国投资环境趋紧，对吸引外资的政策有所置疑。你认为，下一个十年，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乐观么？

　　沙海林：关于投资环境问题，坦率地说，我不太赞成外面的观点。有人说中国的投资环境现在好像在趋紧，环境在变恶劣。我为什么不同意呢？我觉得这个不好解释很多现象，如果说真的是像外企讲的投资环境恶劣、趋紧的话，那怎么解释上海的外商投资越来越多？这几年，上海每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超过100亿美元，每年的合同外资金额差不多都超过130亿美元，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另外，怎么解释那么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在向上海集聚，如果是他这样讲，应该搬出去才对。的确有搬出去的企业，主要是代工企业、分装测试工程企业，而那些功能性企业正在向上海聚集。比如说研发中心，我们的外资企业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研发中心在向上海集聚，很多甚至是全球的研发中心。比如说英特尔、GE、IBM、GM、惠普、诺华……这些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我数也数不过来，大量外资研发中心在向上海集聚，这个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不太赞成投资环境趋紧的说法。

　　上海有没有商务成本过高的问题呢？确实有。商务成本过高体现在多方面，比较大的方面，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在提高，所以要引进高端的企业，高端企业过来，就创造了白领的就业机会。另外，住房成本在提高，也在想办法来解决，比如上海很多地方在鼓励建造一些公寓楼，适合白领居住的公寓楼。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在看到商务成本高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投资回报高，商业机会多，它正好处在整个供应链的高端，微笑曲线的两端。前段时间，欧盟商会有个调查报告，外资企业衡量什么地区是最有利于总部集聚的地方，排在首位的条件不是成本高不高，而是市场和客户，前五位里面也没有讲到商务成本问题。前五位还包括法制环境、人力资源供给等等。

　　无论在体制上、机制上、税制上、法制上、管制上，都有一些不适应外资企业发展的地方，我们正在改进。上海就是按照浦东提出来的，俞书记也肯定过的“三个导向”来解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所谓的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项目导向，我们不断地在探索，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发展前景一定是非常乐观的。

　　日报：以往吸引外资，我们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你认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未来将是怎样的，在以往合资合作、独资的基础上，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趋势？

　　沙海林：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2008年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跨国公司也意识到需要对它的全球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整合资源来提高它的全球竞争力和对于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因此它要把相当一部分的功能性机构转移。向什么地方转移呢？向相对成本较低的地方，但又是市场比较宽阔、高端人力资源供给比较充分、法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去转移，这就给上海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入世十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在上海集聚的十年。因此，上海逐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引资结构，引进了很多先进的业态，目前第三产业吸引外资的比例稳定在外资总额的80%左右。

　　我们在吸引外资实践过程中也有一些创新，尤其是探索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一个是外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境外人民币出资，在这些方面我们取得了新的突破。比如说外商投资股权企业，这个是试点工作，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相关的审批规定，我们已经开展试点工作，批准了50家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我们还完成了上海第一例境外人民币投资的项目，这在全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上海希杰星汇影视公司，是在香港用美元现汇兑换成人民币进行增资的，这是首例境外人民币投资项目，这些都是新突破。

　　我们吸引外资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中方自然人作为外商投资企业股东成立合资企业，这在过去没有，现在也只有浦东在试点，上海正在把这件事情的范围和区域扩大，从鼓励类产业目录扩大到限制类产业目录，从浦东试点扩大到上海整个区域，这项措施还没有推出，要朝这方面去做。

　　另外，我们今后还要充分发挥上海科技教育资源和人才集中的优势，在引进外国资本的同时，更加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高端人才和智力资源，“引资”和“引智”相结合，不断增强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

　　实现功能性突破

　　日报：入世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但麦肯锡也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以上的海外收购不成功，比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就经历了整合失败。未来上海如何把握新的机遇，加快新一轮资本输出？

　　沙海林：上海对外投资的步伐正在逐年加快，我们也要提升对外投资的层次。比如，我们找到一些与上海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做好整体区域产业合作的研究和规划，指导企业对外投资从单一的项目向区域型产业合作转变。

　　比如，为了破解上海资源约束瓶颈，我们重点加强与澳大利亚西澳州政府的合作。主要是加大对西澳州矿产资源类项目、能源类项目、农业类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旅游资源开发类项目的总体研究和规划，推动上海企业去投资。

　　我们也在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重点扶持具有一定规模实力、品牌优势和市场基础的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实现从绿地投资向跨境并购的转变，推动高端跨国并购项目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为了规避企业风险，我们鼓励企业转变控股和全额并购的传统模式，探索战略性少数股权投资。

　　比如，上海电气集团以1.6亿美元收购美国高斯国际公司，并购后，上海电气对其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生产世界领先的薄膜太阳能电池。上海电气还利用高斯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网络，进一步优化了在美洲、亚洲和欧洲等地的制造业布局，整合提升了销售及产品支持能力。

　　另外，我们也在积极引导上海一些高耗能、产能过剩的产业向境外实行“梯度转移”，为上海进一步发展腾出空间。我们一方面是迎接国外的技术转移，另一方面也对境外进行产业转移，这是两个梯度，这个做得也非常好。

　　再就是我们输出高端技术，不断提高对外工程承包的水平。现在上海对外工程承包的合同金额已经连续几年超过100亿美元，位居全国第一，全国对外工程承包金额，我们占了十分之一。通过工程承包项目，还带动了大型设备和机电产品的出口。

　　日报：上海正在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未来将实现哪些功能性突破？

　　沙海林：关于如何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我们形成了一些整体推进的机制，第一个层面是“部市合作”推进的机制。在商务部和上海市“部市合作”推进机制框架下，我们初步形成了“20+2”的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建设虹桥商务区国家会展中心项目、建设进口商品集散中心、推进外贸平台建设、建立商务部技术进出口贸易中心、建设现代商贸功能区、筹划虹桥全球贸易论坛和智库、建立网上国际贸易中心平台、试点设立免税店和扩大船用保税油市场开放、建设城市配送物流体系、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利用外资方式创新和领域拓展、开发区升级、推进实施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还有就是探索专业服务业管理模式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举办商贸领域重大活动、建设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建设国家文化服务贸易翻译基地，与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合作，建设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基地；此外，增加了两项重点工作，研究拟定上海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推进产业转移等等。

　　第二个层面就是推进重大贸易平台的建设。

　　第三个层面就是寻求政策上的突破。政策上的突破主要还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国务院批准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服务业领域开展增值税改革试点，这对上海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