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进化史 温州钱庄等待戈多

“我们对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加以保护的，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而是引导规范发展，今后要把金融业发展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温州市常务副市长孟建新10月8日公开表示。

　　温州老板跑路危机的深层原因何在？

　　“首先是温州大量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温州市政协委员黄发静去年进行的一项有关“温州企业外迁和投资环境改善问题”的调研显示，不论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资源还是制度供给，温州都已失去优势。

　　近年来，一些企业便把重心转移到房地产、矿产等领域，本地产业逐步“空心化”。

　　这座城市已然失去了产业要素竞争优势，而实业投资又面临种种行业垄断，这时富集起来的民资只能一边在政府金融管制的暗渠中左突右冲，寻找生衍的出口，一边又通过灰色担保中介与国家银行体系共生相契。

　　而这样的地下金融注定是脆弱而多变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钱庄”的屡次惊变，都与其赖以生存的地上环境的变化相关。只要国家动用管制工具，或是收紧银根，失去实业根基的温州民资就将面临崩盘的威胁。

　　10月13日，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王巍在温州表示，有关部门应积极推进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试点，例如加快民营银行、担保业务集团化等实践，让温州可以依靠市场力量战胜危机。

　　“今后要把金融业发展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温州市常务副市长孟建新在近日召开的“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称，对合法的民间借贷要加以保护，引导其规范发展。

　　据新近公布的《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称，五年内温州将打造为连接长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区、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

　　产业环境变迁

　　黄发静向本报记者表示，上世纪末鼎盛时期，温州拥有3000多家打火机企业，如今只剩下100余家企业，超过九成打火机企业关门，转行。

　　衰落不仅出现在打火机行业。据温州市工商联统计，2003年温州有规模的制鞋企业4000家，现已关停1000多家；2008年至今，温州紧固件产业已消失了上千家。

　　2010年9月，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起草的《金融支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直陈，温州已经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

　　温州市人行调查统计科副科长梁茜茜称，银行对工业信贷增长明显，但并不见工业增长大幅提升。多年来温州除了正泰、德力西等20多家企业，再没有在本土上形成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而一些本土大企业在外地的投资额、产出规模也已大于本地。

　　温州乃至浙江在过去十年间错失了三大机遇期。

　　1998年，国内消费有向国际消费

　　转移的趋势，浙江经济没向产业高端提升；2003年国内宏观调控，浙江产业资本沦为游资，彻底走上不归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部分传统产业外迁中西部，导致浙江经济增速全面落后。

　　进一步分析可见，浙江民资对省内传统工业投资意愿减弱。2004年起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导致部分项目难以落地实施，到2007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已经由2000年前后的全国前3位下降至全国第14位。

　　温州乃至浙江的投资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近十年来，温州投资率始终徘徊在31%-37%之间，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个百分点，居末位；投资增速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也居末位。

　　在“无为而治”的温州发展模式下，政府投资长期不足，民间资金难展身手。温州单纯依靠仿造、简单作业、人口红利的产业发展方式，使得产业始终徘徊于中低端。

　　十年产业治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1年至今，在约两届地方政府的时间中，温州经历了五位书记、市长的更替。

　　2002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蒋巨峰升任四川省副省长，原浙江省工商局局长李强接任。身为温州瑞安人的李强提出“国际性轻工城”战略，倡导传统企业往价值链上游升级。

　　2003年，担任过浙江省计经委副主任、国企巨化集团董事长的刘奇调任温州市长，他率先提出“向海洋进军，再造海上温州”的口号，主张培育和发展临港重工业。

　　2004年，在萧山引进台资取得出色政绩的王建满升任温州市委书记，他给温州开出的药方是引进外资、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出台文件，拟按照“大港口、大产业、大项目”的战略发展格局，5年内塑造30-40家大企业集团。

　　但引外资战略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反对者指出，与萧山相比，温州不具备交通区位、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等优势。而招商指标被强制分解到各县区乡镇，让套牌外资、假华侨乘势占用了温州所剩无几的土地资源和经济资源，逼迫众多实体企业远走他乡。

　　2006年，原宁波常务副市长邵占维接任温州市长。邵占维协助制订了《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计划投资400亿元兴建洞头石化基地；并通过《温州港总体规划》修编，规划建设区域性枢纽港，促进温州由“滨江城市”向“滨海城市”迈进。

　　2008年王建满调任浙江省副省长，邵占维升任温州书记，共青团浙江

　　省委书记赵一德接任市长，主推重工业大港、沿海产业带，希望带领温州走出产业空心化的困局。

　　这一年，温州入选浙江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启动实施“创新强工”及“温州名购”等工程。但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上述政策不甚了了。

　　2009年，温州民资再度碰壁，折戟山西煤矿，迪拜炒楼失利，国内炒房团招致骂声。而在浙江省11个地市人均GDP排名上，温州位列倒数第三。温州人及温州资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0年7月，邵占维升任杭州市长，原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被任命为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提出“三生融合·幸福温州”的理论体系，并将其写入温州“十二五”规划。

　　而一位浙江政经观察人士就此指出，十年来温州民间资本豕突狼奔，苦苦寻求冲破玻璃门的机会。如果不是跑路风潮爆发，草根金融乱象或许仍将被当局“遗忘”。

　　温州钱庄如何“洗白”

　　万亿温州游资何去何从？

　　10月13日，在第12届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负责人联席会上传出消息，由温州市政府起草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已递交浙江省政府，经研究完善后，近期将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根据方案，温州将新增11家股份制村镇银行，使民间资金由“体外循环”变为“体内循环”。去年底，温州银监分局计划2年内在现有3家基础上再增5家村镇银行。

　　同时，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将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到100家，以吸纳民间资金，在扶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同时严格整治非法担保公司等。目前，包括筹建在内，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已逾30家。

　　该方案还建议，在温州选择几个县(市、区)各选择一个行政村或乡镇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的试点，探索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等。

　　而借助包括做大做强股权运营中心、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及成立金融资产场外交易市场等方案，温州着力将该市打造成“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将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轨道、降低市场利率和风险。

　　知情人士透露，上述思路是浙江、温州两级政府在温家宝总理10月4日赴温州考察时提出的。温家宝现场提示周小川、刘明康等随行官员给予重视，“可以再研究一下”。温家宝还提示地方政府也要研究，如果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那在哪几个方面试验，试验的步骤、方法、要求是什么，都要明确。

　　金融改革的根本是放开疏通，多位分析人士直指民间高利贷获取利率的双轨制，而利率市场化改革则是破解困局的根本药方。温州一位官员说，温州市国企比较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运转相对良好、民间资本雄厚，更是拆除利率双轨制，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利因素。

　　“中国应该尽快促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小型的银行和贷款公司，同时控制合理利率。”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出台已1年多，并未得到贯彻落实。比如温州侨商多次向相关部委申报筹建“华侨银行”，一直没有音讯。

　　温州市人大副主任陈笑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给予温州享受在海西经济区的同等地位和有关优惠政策。例如，批准在温州的银行业机构开办包括新台币在内的离岸金融服务试点、允许台湾金融机构在温州落地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