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外部经济二次探底 中国需加快经济转型

外有欧美主权债务危机阴霾，内有地方债务问题。全球经济正步入温和的“二次探底”，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经济在宏观紧缩政策引导下，也开始呈现明显的回落趋势，是否存在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就此，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他表示，在全球经济开始步入温和的“二次探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要走出两难格局，重点是推进结构转型。

全球经济底部持续时间将延长

上海证券报：近一段时间美股下挫牵动了全球股市神经，这次欧美债务危机是否将带来全球经济在2008年大危机后的二次探底？

巴曙松：即使仅仅从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这次危机也可以说是一场新的危机，如果说2008年底的危机是次贷危机，那么当前的危机可以说是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从全世界金融市场的估值来看，PB、PE已经接近2008年底次贷危机爆发时期的水平。从总体的趋势看，随着欧美债务危机的不断恶化，全球经济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温和的“二次探底”阶段。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恐慌性危机；当前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则可以说是风险性的危机，以美债降级为标志，主要表现在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而调整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从美国的应对措施看，在次贷危机导致的恐慌性危机时期，加大流动性的投放、推进量化宽松无疑有助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给新兴市场带来显著的外部冲击。在当前的债务危机时期，美国的通胀压力开始上升，两次量化宽松对就业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美国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方面应当说已经用到了边界和极限状态，因此，当前美国宏观政策的回旋余地较次贷危机时期大大降低。

上海证券报：这次探底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如何应对？

巴曙松：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已经使得全球经济互动的密切程度超过我们此前的想象，因此，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时陷入弱增长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产生影响，需要及早作出评估和预案。

从具体的政策应对看，外部经济的回落为中国加快经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倒逼的动力，利用欧美经济依然处于调整时期的时间窗口，加快经济转型应当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线。

首先，与2008年底次贷危机爆发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的降低，2007年和2008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显著，因而外部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冲击了出口部门，进而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显著的冲击。当前，中国经济对净出口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今年上半年还是负值，因而即使外部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也会小于2008年。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的启动也为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可能恶化，以及正在出现的温和的二次探底提供了支持力量。当前，与外需部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外部市场动荡等多重冲击相比，旅游等内需部门增长强劲，消费增长稳定。从区域增长结构看，随着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的转移，中西部的投资增长开始快于沿海发达地区，这不仅使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均衡，同时也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第三，与2008年底相比，当前房地产市场即使在严峻的紧缩政策调控下，依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市场表现，这既是保障房建设的对冲力量所致，也有市场运行的惯性，这就为当前的经济紧缩政策赢得了回旋余地，因为2008年底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指标短期内迅速恶化，相应带动投资等相关数据显著恶化，与外部需求回落等叠加，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明显的冲击。

同时，总体上看中国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储蓄率，财政状况良好，这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提供了支持力量。不过，由于外部二次探底的持续时间应当会比2008年底的次贷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将继续呈现弱增长，一方面会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同时也促使中国经济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

地方债务短期面临流动性风险

上海证券报：目前，国内地方债务风险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地方政府很多债务将集中在今明两年到期，拿什么还债？是否短期有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巴曙松：确实，整体来看，我国地方债务风险还是处于一个可控状态，较世界上公认的债务警戒线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其局部的、阶段性的风险依然不容小觑，这主要体现在短期流动性风险较大、局部风险增大、以及短期内的局部风险较为集中。

目前，地方债务短期面临流动性风险，且局部短期风险较为集中。据审计署统计，有24.5%和17.2%的地方债务集中在今明两年到期，未来三年需要偿还的比例超过53%。偿债期限相对集中，增大了部分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提前暴露了风险。由于一些债务的期限结构与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不匹配，随着偿还高峰期的到来，部分地方政府的资金链将会面临流动性风险。

上海证券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燃眉之急？

巴曙松：从长远看应重点完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同时，对于2009－2010年期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经过中央批准的项目，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在控制总体规模的前提下，支持这些项目的顺利完成，避免出现“烂尾工程”。对于新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则可以严格按照新的市场规则进行约束。

在当前环境下，拓展信贷之外的融资渠道、盘活现有资产是地方政府的应急选择。包括：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允许地方发债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府或国资委掌控着654家上市公司股权，根据8月2日收盘价以及最新持股数量计算，地方政府和国资委持股市值有2.95万亿元，其中持有的流通市值1.93万亿元。这将成为地方政府偿债的主要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大多用于投资，这些资金在生成债务的同时，也同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资产，如果能够很好盘活这些资产，将会使政府获得一笔可观的现金流，从而缓解偿债压力。盘活这些资产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直接出售。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市政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要的投资项目，有稳定的现金流，十分符合资产证券化条件。

同时，应逐步拓展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适当发行地方债券，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市政债券。

事实上，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的可行性，并开始着手制定地方自主发债试点方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是赋予省一级的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如果这样的话，将会极大地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短缺困境。

预防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

上海证券报：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正在向政策预期的方向运行，经济增长速度也按照预期的计划逐步回落。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对主动性调控硬着陆的担忧？

巴曙松：其一是PMI指数连续回落。从历史经验看，PMI作为先行指标，通常具有3个月左右的领先性。这既可以解释6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反弹与PMI的回落之间的背离，即前者是同步指标，反弹是因为电力约束和日本地震影响的暂时缓解，而后者则是企业家基于未来预期所做出的反应。同时，PMI从3月到7月以来的连续回落意味着三个月之后，即6月份以后的经济景气度将开始回落。

其二是从局部地区的调研情况看，部分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已由前期的经营周转问题逐步演变成“借新还旧”的信用风险。5月份前后，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之外，主要是资金周转困难。然而近期的调研发现部分中小企业已开始借新还旧，流动性风险可能会演变成信用风险，并可能会对民间信贷、担保等影子银行体系产生冲击。

其三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拐点逐步呈现。6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速由5月份的51%大幅下降至19%，房地产投资则由5月份的39%下降至6月份的25%，而基础设施投资则下降至9%。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生产企业对未来投资和产能扩张意愿及信心的下降、开发商资金的进一步趋紧、融资平台监管对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那么6月份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步大幅下降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

其四，国际经济环境的动荡，以及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走弱，都使得下一阶段的出口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环境。

上海证券报：那么，政策上有什么防范措施？

巴曙松：按照目前的形势，下一阶段的政策应在保持宏观政策基调一致性的同时，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关注货币政策和一系列紧缩政策的滞后效果，关注紧缩政策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的紧缩力度的差异，避免潜在的硬着陆可能性变成现实。

第一，紧缩政策应在控制通胀首要目标不变的同时，灵活调整力度与节奏，保持一定的前瞻性，防止紧缩政策的滞后性、累积性及市场效应的叠加。具体的政策选项可以是优先使用利率等价格工具，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等适当减少准备金率等工具的使用频度，使货币信贷保持平稳增长，避免出现信贷投放的过大波动。

第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转型，为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外部市场动荡的环境下，要重点拓展内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将社会资金更多引入到实体经济中，放松一些门槛较高行业的准入管制，为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增长点。同时，要鼓励企业的整合并购，通过适当减税等措施，鼓励企业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

第三，在保持宏观政策紧缩基调的同时，对特定的领域进行适当的“定向宽松”，这包括保障房的建设、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等项目的支持。保障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房地产调控的缓冲器，下半年保障房进入集中开工期，能够部分对冲房地产投资的下滑，需要给予适当的支持。同时，还要防止部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流动性风险在特定政策约束下演变成信用风险。总体上，目前的融资平台风险主要集中在财政较弱的市县，且多属项目收益与还款期限不匹配造成的流动性风险，为避免局部的流动性问题变成信用问题，在摸清具体情况并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采取务实的措施引导这些项目完工，避免出现大量的烂尾工程。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