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专家称谨防游离财政政策绑架宏观调控

核心提示：“中国大型投资以国家投资为主，用投资权获得干预权，降低了投资效率和风险责任”

经济数据半年报新鲜出炉，关于目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调控方向的争议也随之升温，其中大多数的争论，主要还是集中在货币的“松”与“紧”这个老命题上。

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史炜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财政政策的严重挟持，剥离财政而单看货币，无法对当前经济形势给出真正答案。

财政政策挟持货币政策

《21世纪》：您如何评价今年的宏观经济状况？下半年宏观调控，主要需要进一步解决哪些问题？

史炜：目前为止，许多人仍以房地产和货币供应量简单地预测泡沫的严重性是片面的。我认为通过数次的货币紧缩，已经消化了2010年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泡沫。CPI目前也差不多到达或接近了一个顶峰，下半年调控的形势应该会有所好转。

但是上半年我们的PPI还是过高，这很可能会使CPI延迟回落，使下半年市场价格的趋稳存在一些不确定性。PPI过高，主要源自于地方政府投资失控，以抓工业争GDP排名成为政府的核心工作。这种情况在山东、江西、安徽及中部其它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工业投资的过剩，使钢材、水泥、耗电、石油消耗等，上半年均有显著上升，特别是5月上升更为显著。同时，也将会带动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特别是农业资料等各方面的价格上涨。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地方政府抓GDP的势头很猛，按照以往的经验，在今年下半年会有大量项目建成，因此下半年工业增长势头不会出现明显滑落。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地调控工业投资的过猛增长，PPI还会进一步翘头，由此必然在2011年后期造成CPI的再次反弹，使全年通胀控制目标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较高位的通货膨胀很有可能由此延续到明年。

因此下半年需要慎防全力控制工业投资和新上项目的进一步冲高，对能耗大、污染重的所谓新项目，要切断财政专款的投入，比如浙江的小型出口类多晶硅片和硅棒，中部地区低等级的风电及设备，以及缺乏行业标准的所谓中小型新材料项目等，国家财政不应再给予专项投资和支持。

《21世纪》：对于货币政策的下一步走向，目前从社会上到学术界都有许多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史炜：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合理的财政干预和没有有效的货币政策都是行不通的。而现在焦点还是集中在货币政策上，因为相对于货币政策，我国财政政策的定位一直模糊不清。

从严格意义讲，现在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本身就名不副实，定位有误，现在我国实施的更像是游离型的财政政策。如果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缺乏规划和监管地在近两年发放4万亿财政投资外，所谓的增加财政投入就是各部委天女散花式地向各地撒钱，而在税收上，没有实施真正意义的减税。

而如果说是我国要紧缩财政政策的话，又表现为除了不断增加税种和税款外，政府支出依旧居高不下。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宽松的财政政策是不伦不类的。

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财政政策如果演变为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就半途而废了。

《21世纪》：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实际关系如何？各自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史炜：本轮调控，再次让我们深度审视了一次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为“破坏”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明显支撑不了财政对经济建设的庞大胃口。所谓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迫使中央几个几万亿投下去，然后被肢解，被消耗，投入的过程、领域、效果一直不够透明。

虽然货币政策的袋子越收越紧，但财政投资的口袋永远大敞，使市场上的投资性资金并未减少，特别是工业生产和投资领域，村村点火，处处点灯，跑步进京抢项目投资愈演愈烈，由此，货币政策不论在手段和操作机理上都失效了。

这里最大的根源就是中央财政挟持了货币政策，一方面很多本来应该由货币政策予以支持的经济建设功能被财政政策所替代；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功能越来越不清晰，本来应该重点用在公共福利的财政资金，现在大都投放到建设领域，使各部门把财政支出的安排权当作部门权力，由此，财政政策演变为行政干预政策、瓜分税收政策、挤占公共福利的政策。而货币政策的杠杆作用基本丧失了对建设投资的调节机能。

调结构中的政策误区

《21世纪》：刚才谈到总量不是关键，结构才是关键，“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主要就是结构的调整，目前在这方面究竟有哪些政策措施？

史炜：“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调结构，但是我们现在结构基本调不动。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搞清楚谁是“转变”的主题，谁是“转变”的操控者。事实上，“转变发展方式”的可操作内涵是“政府干预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所谓提高转变发展方式的能力，就等于在强化政府干预。

如果从政府有效调控的角度出发，以“干预”为载体的“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不能把什么都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之中。

现在，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政府主要在谋求做几类事，其中最明显就是加大相应的财政投入，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和重大工程领域；此外就是实施重点产业的转变，比如提出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第三是国家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投资环境；第四就是仍然坚持进出口政策。除此而外，政府更多的还是把精力放在安排地方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分配上，并统统罩以“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帽子。

这样看来目前的干预就存在误区。我们谈转变发展方式中的政府财政干预，只能定义在几个领域，而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或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应是公共福利，对区域贫富协调的转移支付，国防和教育，重大科技公关项目和政府公共支出。

下一步，我们需要用转移支付替代现在行政式的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投资，防止地方政府以基础建设投资来挟持中央政府，以此消除各种行为的潜规则。

《21世纪》：政府财政专项投入的投资发展模式有什么负面影响？

史炜：现在地方对财政建设性专项投资的挪用非常大，从上半年的数据就可见一斑。上半年整个中央财政投资中，增长最快的是农业，但是实际上到了地市级等基层层面上，农业投入资金许多专项投资被挪用，变成了地方政府工业项目的投入，还有大量资金被地方官员打着招商引资活动的招牌，被吃喝旅游、建馆所等花掉了。

根据我调查了解，农业的概念到了地县级里就变成大农业概念了，所有在农村地区搞的工业都可以算在农业里面。这样我们国家大规模对农业的投入就变成对农村工业的投入。这也是切蛋糕的分配方式使中央财政资金在地方被偷梁换柱的主要原因，使所谓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成为地方政府从中央抢资金的最主要途径，使财政建设资金出现大量流失。

在市场经济中，包括重大项目等大部分的经济建设都应由货币政策管理下的金融机构来投资，而非财政直接投资。当年空客的投资，就是英、法、西班牙金融机构直接实施，财政资金仅仅是风险保障，如贴息，债务担保等。

而现在中国对大型投资项目仍然采取国家财政投资为主，通过投资权获得干预权，严重降低了投资效率和风险责任。最终，那些只靠输血的地方工业，把从国家争来的资金像乱撒芝麻一样浪费掉。

靠控制信贷规模和实施政府财政专项投入，已证明最后受伤的只有中小企业，而在“控制产能”等其它方式的调结构上，在中国存在严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的背景下，靠抬高产业和行业进入门坎，也只能是自欺欺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信贷和税收政策引导一些产业的发展和调整，但不可能按照主观意愿去转变它。

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在下一步实施宏观调控和发展战略型产业中，可以有效地控制行政干预对市场机制的破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