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减税促进口不应是短期调控政策

近日，坊间传闻一份内含上百种进口商品减税目录的扩进口细则，将在本月即将召开的全国进出口会议上通过并公布。这将为管理层实现“减顺差、促平衡”的贸易进出口管理目标提供新的、富具实效的政策推手。

当前主流观点把今年3月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出口政策，诠释为政府主动强化进出口管制、以缓解贸易条件恶化的融冰之举。不过，借助人为的进口管制等减顺差不仅不易管控，而且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和功利性等政策短视效应。今年4月和5月中国贸易顺差再度超百亿美元级，就佐证了进出口管制减顺差既不具可行性，也无法给贸易伙伴以可信允诺——针对中国的贸易纠纷越发频繁，以及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削弱了出口管制减顺差的政策可信度。

可以说，进口商品税费减免虽可降低进口费用，但若石油、铁矿石等国内需求回落，即便进口成本降低也会因需求弹性不足而难以有效激励进口，抑或激励进口增加将因短期需求疲弱而增加库存成本，而使进口成本下降被库存成本增加所抵消。如前5月煤炭进口同比减少16.6%，大豆进口同比减少1%，以及铁矿石等进口增速都比前4月有所回落，反映人为的扩进口不仅不会起到平抑进出口的效应，反而干扰了贸易价格信号。这方面值得反思的是最近铜、铁矿石等国际价格异动，就与中国扩出口政策有着明显的逻辑关联。

与此同时，用税收政策刺激进口恰恰伤害了税收政策的中性和稳定可预见性原则。商务部、财政部和海关总署等依据行政法规就能对进口商品增值税、关税和船舶吨税等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法进行调节，给市场传导出税制的随意性和缺乏稳定性。同时把税收作为短期政策的调控工具无疑是人为制造税负不公和税负转移，伤害了税制或税负的中性本质。

当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经济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减轻进口环节税费和交易成本已为中国经济维稳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国对能源等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大都超过50%，而且对外依存度日益扩张。这反映降低进口环节税费和交易成本不仅关系到中国贸易收支平衡、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压力，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

鉴于此，当前把减税作为一种为特定政策目标服务的调整手段是政策短视，但减轻进口环节税负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是必须的。我们认为，当前针对进口商品的税费不仅税率过高，税基也不尽合理。如当前主要进口商品的关税在10%左右，增值税一般为17%；而计算进口商品增值税的税基为海关设定的货物CIF价格（包含进口商品价格、关税、运费和保险费等），这在税基上显著高于国内制造商品。同时海关还按进口商品的CIF价格征收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的监管手续费。显然，调整过高的进口环节税费既是降低进口成本的务实之举，也有助于提高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殊不知，当前国内汽车乃至机电等在高进口环节税下的低效反映佐证把国内产业置于襁褓中的保护不利于企业成长。

进而言之，调整进口环节税制结构的同时，还需以提高贸易自由度加以配套。进口商品价格过高与诸多商品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直接相关，如当前铁矿石、石油、铜乃至许多机电等基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都事实上实行的是贸易进口垄断政策，这种贸易进口的资格审核式垄断，滋生了规模庞大的进口倒爷或掮客等利益极端。以铁矿石进口为例，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导致了宝钢等享受了铁矿石进口配额的巨额垄断红利。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进口环节的制度调控，不仅需要把降低进口环节税费作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加以推进，还需改革当前以贸易许可证为主导的贸易进口审批制度，逐渐推进允许私人部门进入诸如铁矿石、能源等贸易领域的自由准入制。否则，进口减税不仅不会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而且可能会变成拥有进口贸易资格企业的垄断租金。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