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利率市场化“活标本”

2011年10月25日，印度央行宣布允许本国商业银行自行确定存款利率并从即日起执行，这标志着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基本完成。然而，放开不足4个月的2012年2月14日，印度央行却被迫将银行贴现率从6.00%大幅上调至9.50%，以应对资本外流现象。

西方谚语称“每个硬币都有它的两面”，在观察人士看来，这枚印度“硬币”也恰恰从正反两面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提供了经验与借鉴——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能够降低政府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成本，过于盲目地加速这一过程却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350基点调整幅度世所罕见

印度央行350个基点超大幅度上调银行贴现率的消息，是由路透社向全球市场报道的。报道在描述印度央行时，使用了“一向被认为相对保守的”这样的形容词，来表达对该行超大幅实施贴现率调整举动的震惊。

印度当地报刊《印度斯坦时报》指出，由于印度去年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该国央行连续降息刺激经济，印度外汇资本外流现象日益严重；而印度央行去年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决定，则增加了套息交易的获利空间，从而缩短了资金出入印度金融市场的周期，无形中加大了资金外流规模。因此，印度央行一次性进行350个基点的贴现率调整实属无奈。

尽管如此，观察人士仍指出，与许多国家一样，印度的利率市场化遵循了“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和国债利率—放开贷款利率—放开存款利率”的步骤，去年10月下旬“放开存款利率”的举动就标志着印度长达15年的利率放开进程基本完成。

根据中金公司报告，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在1991年经济危机后，印度逐步解除了对贷款利率的限制。此后，国债利率逐步由市场决定。存款利率的解禁同期也有较快推进。1992年起，印度央行对存款利率设立上限并分别于1995年10月、1996年7月和1997年10月放开了对两年期以上、一至两年及一年以下定期存款利率的限制。

汇率市场化节约政府调控成本

就在印度央行正式放开本国银行存款利率之时，有关印度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能否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标杆”的探讨也已激烈地展开。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卜若柏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汇率机制下，企业微观上可使用金融工具，灵活应对利率、汇率的变化；这将最终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综合成本，“机制越灵活，调控成本越低”。

中金报告指出，管制利率造成印度银行储蓄流失、刺激直接融资与表外业务的发展，也加剧资产泡沫和社会分配不公。印度放开存款利率虽看似突然，其实是在通胀高企、实际负利率的宏观背景下，长期固定的存款利率所形成矛盾爆发的结果。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印两国利率体系和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一定相似之处，面临的实际负利率环境也相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同样是由持续的负利率所造成，并也开始制约银行的表内业务能力，民间借贷市场也开始了快速的发展，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倒逼着利率市场化。不过他强调，与印度不同，长期的负利率将使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得到实质的改变。

刘利刚还指出，对于中国而言，印度的利率市场化需要思索的地方在于需要早日出台相应的时间表和计划表，而非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动“突然”开始这一进程。

盲目推进“后果很严重”

当然，印度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也绝非完美；否则，该国央行也不会在放开存款利率后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就要为防止资金外流而“大动干戈”。印度当地媒体指出，2010年以来，印度通胀的持续高企使得长期的固定存款利率终于成了众矢之的，这是印度央行在去年10月正式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重要原因。

但卜若柏指出，利率市场化可能造成整个银行业风险水平上升；因此，在经济整体增长放缓，需要银行体系发挥“输血”功能的背景下推进利率市场化，“略显盲目”。他警告称，盲目推进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印度从热钱追捧的新投资目标市场转而成为“套息市场”。

中金报告强调，判断一个经济体利率市场化的宏观风险有多大，一个因素是银行风控能力与政府监管能力。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和企业都存在过度冒险的“道德风险”，如银行不能有效判定客户信用，监管当局不能全面、有效、审慎地对银行进行监管，市场化的风险就比较大。

此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融资在全社会的融资渠道里面占的比重有多大。一般比重越大，市场化风险就越大；“如果比较今天的中国与印度，印度银行贷款相对股市债市总市值而言，只有92%；而中国的相应数字则高达140%，说明中国比印度更依赖于银行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