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扩张与紧缩的关键

货币会导致危机，但没有货币会更糟。人类已高度依赖货币。经济社会越发达，货币及其流转的金融市场越发重要。美国居民财富中来自金融性收入的比例，1980年为23.2%，1990年上升到35%，1999年再升至48.2%，进入新世纪后则达50%以上。即使经过这次危机，也没能改变美国人的这一收入结构与偏好；“负债与扩大金融产品交易不仅是美国普通居民的实际经济利益，也是美国独特的时尚文化。”

为此，人类一直在探索如何控制货币。但企求通过控制货币来减除周期性危机冲击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多少令人振奋的效果。反而，控制越强，干预越多，货币越膨胀，围绕货币流转的所谓金融创新越是频繁。

其实，货币的真正腾跃，是以银行的出现与发展为基础的。货币的价值，是人们赋予的，并不在乎充当货币的物理体有没有内在价值，甚至也不在乎有没有物理体。货币真正的问题，在于信用和信任。当信任和信用简单明了时，货币也是简单的，当信用变得越来越模糊和脆弱时，才需要专门机构作为中介，货币也就催生了银行业。然而，一旦经营货币的机构由起初的单纯货币兑换过渡到票据贴现和存贷款业务时，货币的发行与波动，就再也不可能与银行分离了。特别当“部分准备金体系”被启用后，现代银行创造货币的渠道也就诞生了。货币就像线越放越长的风筝，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高空的风流使得货币这只风筝越来越难把控，断线脱离地面而随风飘摆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经济系的学生都知道，货币已不再仅仅是流通中的手持现钞了，更多是只存在于账面上的存款，虚拟性符号。9月底，中国流通中的货币4.2万亿元，仅占广义货币M2的6%，占狭义货币M1的17.2%。M1、M2都是银行存款。82.8%至94%的货币，都是由商业银行决定的，更不用说，一国央行已完全垄断了该国基础货币发行。

至于作为货币价格的利率，完全取决于货币的多少。是货币的扩张或紧缩，决定了利率的高低；而非利率的调低调高，决定了货币的扩张或紧缩。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将基准利率调降到近于零，但始终也没有阻止日元升值。美国在这次重大危机后，同样将联邦基金利率调低到近于零，但仍无法解决其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流动性问题，还是一而再地通过美联储直接购买国债来扩张货币发行量。

货币长时间过量发行，必然导致利率走低。尽管过多（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发行的货币，必然带来通胀，而为抑制通胀，中央银行无一例外地会提高利率，但这只是人为的强制性定价。除非像20世纪80年代那位强硬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将利率快速提升到两位数的足够高度，否则，调升利率并非对付通胀的有力手段。因为，利率并不是决定货币扩张或紧缩的关键。过多的货币量，并不因为利率的调升而“迷失”。

为何如此？就是因为当今货币已成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法定纸币，其市价高低，只能取决于供求。而货币供求，特别是货币供给，主导权不在市场，而在中央银行的法定权力行使。尽管这一法定权力里，包括调整基准利率，但这并不是货币的真正水龙头。重中之重的，只能是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调整！

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是“部分准备金体系”的总阀门。而正是“部分准备金体系”的引入，才有了现代商业银行，也才开启了货币真正虚拟化的腾跃之路。所以，入门教科书才把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界定为最具威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它决定了货币乘数的大小。

可见，现代货币的如此虚拟性质，其量的多少，只能是由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构成的银行体系所共同决定。货币是为商品与服务流转服务的，由货币过多或过少引起的通胀或通缩，问题并不出在由商品和服务流转决定的货币需求方，只能来自银行体系承担的货币供给方。当然，股票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膨胀，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了，但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

无论抑制通胀还是通缩，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工具，并不是最有效的。央行10月20日调高了利率后，最具市场化的银行间拆借利率与债券回购利率，并没有随之上升，仍在低位徘徊。这说明，调升利率并不能解决货币量过多的问题。而短期流动性状况（过多或过少），恰恰是决定通胀水平及其预期的根本力量。货币政策若无助于有效调整短期流动性，也就无助于有效抑制通胀，哪怕是人们的预期。

如果将通胀或通缩归于货币现象，那么，解决之道只能从货币发行与创造的源头上想办法。既然源头是“部分准备金体系”和银行，那首先想到并被重点运用的政策工具，就是调整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而不是利率。至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水平，到底有没有一个界限，则视货币过多或过少的量而定。只要是货币扩张或紧缩的需要，这一比率在0和1之间，可以相应选择。

对于通缩抑或通胀，还应从现代货币的源头考虑政策，以寻求货币扩张或紧缩的关键点为原则，才可在避免将问题复杂化的同时，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