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亿吨粗钢需求 中国准备好了吗?

由于下阶段粗钢消费强度提高和国民经济的继续快速增长，未来中国粗钢消费(含直接出口)峰值有可能达到12亿吨，届时需要15亿吨粗钢产能与其匹配。由此产生更为沉重的环保压力，必须多方面满足冶炼原料需求，引导钢铁企业有序向外转移部分产能。对此，中国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了吗?

　　一、中国粗钢消费强度趋向提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粗钢产量7.79亿吨，比上年增长7.5%，粗钢增加量为6250万吨。同期中国GDP增速为7.7%。按照这个数据测算，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增速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接近1.0。而有关部门根据中国钢铁行业对34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粗钢产量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粗钢产量增速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平均在0.5以下。由此可见，2013年中国钢铁消费强度比较以前平均数值有较多提高。

　　预计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统计)不低于8.2亿吨，比上年增长5%以上，粗钢增加量约为5000万吨，而同期GDP增速为7%—8%。据此测算，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增速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接近0.8，仍然远远高出前34年的平均数值，中国钢铁消费强度依然处于高位。不仅如此，今后10年之内，中国钢铁消费强度继续趋向提高，消费强度有可能见到1.0以上的更高水平。

　　今后中国粗钢消费强度趋向提高，主要是受到史无前例大规模城镇化影响，由此产生以下几个因素的强劲拉动：

　　首先是房屋建设结构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伴随城镇化的发展，将是数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此产生大量农村住房向城市住房的转换。此外，全国城市普遍展开棚户区改造与危、旧房改造，也会使得大量旧房转变成为新房。这种新旧房屋的转换数量，全国会有数百亿平米之多。众所周知，过去的旧房，包括一线城市旧房，多为砖木结构;广大农村地区，甚至还有许多土坯茅屋，使用金属材料极少，不过一些铁钉、铁丝、铁皮而已。而今后的新房建设，大多为钢筋水泥结构，单位建筑面积所增加的钢材需求数量，比较旧房会有数十倍之多;二是在一些大城市中，一些新建筑物开始由钢筋水泥结构向钢结构转变，其单位面积钢材需求亦会成倍、成十倍增加。

　　其次是交通道路的巨大改变。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势必产生规模巨大的物流与客流需求，要求交通道路有一个更大发展。此外，以往建成使用的陈旧交通道路设施，也有很多需要更新改造，一般而言，今后新建设的交通道路设施，将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立体道路(架空、地面、地下)为主，以往的普通道路有很多将要转变成为快速通道。而快速通道建设所需要的钢材数量也是普通道路难以比拟，譬如目前每公里高速铁路所耗用的钢材，就是以往普通铁路的数十倍。这种交通道路结构的巨大改变，意味着今后交通道路设施建设过程中，所增加的钢材需求也是巨大的。

　　三是出口贸易结构的巨大改变。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内，中国外贸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完成了由轻纺产品出口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以往“衬衫换飞机”的外贸格局，正在转化为“高铁换石油”。据海关统计，2013年全国外贸出口总值中，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已经上升至57.3%，呈现不断攀升态势;而轻纺产品(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则降至21%。随着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高速铁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对于中国相关机电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并由于中国机电产品制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竞争优势增强，今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拉动单位GDP的出口增长中，钢铁消费强度增强，需要更多的钢铁支撑。

　　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不仅非洲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明显短缺，亚洲国家也十分短缺，即便欧美等发达基础设施则亦已老化，全球高速铁路建设更是刚刚起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未来10年将是全球高铁等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的黄金时代，势必产生对于中国工程外包、机械设备及各种钢材的旺盛需求。预计今后中国粗钢(钢材折算)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量，每年过亿吨将会成为常态，峰值时有可能达到2亿吨，甚至更多。

　　四是农业耕作方式的巨大改变。城市化与农村人口进城的结果之一，将是农林牧土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由小农耕作经营方式向大机械化经营方式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势必派生出规模巨大的农林牧业机械需求，有许多还是大型机械。由此看来，今后第一产业单位产值中的钢铁需求数量也会迅速增多，显着增强未来钢铁消费强度。

　　综上所述，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钢铁消费强度趋向提高，至少不会减弱，这是由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必须更多的钢铁支持;并且还因为西方国家实现上述进程所需要的1、2百年时间，我们要压缩至几十年内完成。这一点，并不会因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而有多少改变。

　　二、中国8%左右的经济增速还会持续30年

　　在钢铁消费强度趋向提高的同时，今后中国经济增速也将保持较高水平，不会有太多回落。确实，由于中国人均收入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以及后发优势的支持，中国8%左右的GDP增速，还会再持续30年。

　　有关资料显示，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还只相当于日本、新加坡5、60年代水平，与美国相比更是差距悬殊，不足其四分之一。现阶段我们无论是在人均食品消费、医疗教育、福利保障，还是环境质量等各个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预计我们还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这些差距就是巨大需求，意味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深厚发展潜力。

　　一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引进当今世界已经成熟的技术与产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形成所谓“后发优势”，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来源。因此中国完全有可能再获得30年的快速增长。

　　总之，受到上述钢铁消费强度提高与国民经济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这两个方面的推动，未来中国10亿吨粗钢消费量(含直接出口，下同)指日可待。不仅如此，其消费峰值还会越过10亿吨整数关口，迈上更高台阶。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人均消费粗钢1吨测算，当中国钢铁消费进入峰值期时，中国粗钢需求有可能达到12亿吨。对于如此巨大的钢铁需求，中国方方面面都要有所准备。三、庞大需求必须更多钢铁产能匹配

　　80%的钢铁产能利用率，是国际公认的、没有过剩的、合理的产能利用水平。按照80%的产能利用率测算，12亿吨的中国粗钢需求，如果全部或者是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解决，届时中国粗钢产能应当达到15亿吨规模。据此测算，目前国内11吨左右的粗钢产能依然不足，还有一定增长空间。由此可见，目前中国钢铁工业距离所谓“夕阳工业”还很遥远。对于全国钢铁企业与贸易商而言，由于这块“蛋糕”还在增大，而非缩小，因此可以从中获得发展机会，尽管不是所有企业利益均沾，尽管一些劣势企业与落后产能依然会被淘汰。

　　当然，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此之多的钢铁需求，也不可能全都通过国内生产予以满足，其中很大的部分产能，要向境外转移。中国钢铁企业向境外转移，可以采取援建、合资合作、建设境外加工和分销中心等多种形式。产能转移落脚点或者接近原料产地、或者接近销售市场，或者是能源低廉地区，比如南亚、中亚、中东、非洲、印度等地。总之，要具有比较优势;同时被转移地区工业水平相对落后，急需大规模引进投资，欢迎中国产能向其转移“落户”。 有关部门对于向外转移钢铁产能，要予以资金支持与税收优惠。

　　中国钢铁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结果，势必引发中国钢铁(钢坯与成品钢材)进口量的迅速增加，以此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届时，中国在钢材进、出口(含间接出口)两个方面，都会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家，占据世界钢材贸易总量的3成以上。

　　四、未雨绸缪多方面满足冶炼原料需求

　　未来中国12亿吨粗钢产需量，必须相应数量的冶炼原料予以支持。2012年全国粗钢实际产量(包括同期未纳入统计的粗钢产量)7.4亿吨，同期铁矿石进口量也是7.4亿吨，两者比例约为1：1。按照这个系数测算，未来10年内中国粗钢产量达到12亿吨的时候，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亦将需要12亿吨规模。

　　不仅如此，未来中国铁矿石与粗钢产量之间的系数，很有可能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届时中国12亿吨的粗钢产量(包括境外生产)，所需要匹配的铁矿石(含铁量不变)进口量将要超出12亿吨规模。这主要是因为国内铁矿石品位低、埋藏深，采掘与精选能耗太高，环境污染严重，从节能减排角度来看，不宜过多生产，应当以更大比重进口，优先使用进口资源。此外，随着各项成本因素，尤其是环保费用大幅增加，以及重体力劳动者供应趋紧，导致其工资费用迅速上涨，未来国产矿的边际成本会有很大幅度的提高，竞争劣势更加突出，致使其产量增长相对缓慢，也会要求提高进口矿的使用比重。

　　虽然今后10年内中国对于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会因为国内废钢产出增加而有所对冲，但却不能完全抵消，短时期内不能改变进口矿使用系数提高的局面。

　　审视全球铁矿石资源供求关系，不能局限于国内，还要有全球视角。放眼今后世界经济发展，有几个因素会推动全球钢铁及冶炼原料需求的巨大增长。一是世界经济复苏所推动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发达国家进行的电力设施、水利设施、高速公路修复与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由此产生钢铁及冶炼原料需求惊人。二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巨大发展潜力。必须看到，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与我们中国有很多相似地方：都是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和消费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也都具有利用“后发优势”的可能。如果上述人口大国今后一齐进入经济较快发展阶段，而且是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人均钢铁消费逐步向中国靠拢，其钢铁及矿石等冶炼原料需求将会是很惊人的。

　　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印度最有可能颠覆未来全球铁矿石供求关系。相信未来10年之内，随着印度经济发展，其钢铁产需量的不断提高，印度将会由以前的全球最大现货铁矿石出口国家，转变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铁矿石净进口大国。这就如同中国曾经由世界石油出口大国，转变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家后，所引发的全球石油供求关系剧烈变化一样。

　　因此从全球范围与长远战略眼光来看，今后中国钢铁工业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不是缺乏需求，而是矿石等资源瓶颈约束。必须高度关注这个问题，要未雨绸缪，及早应对。

　　如何多方位筹谋中国钢铁冶炼战略?一是要继续进行境外铁矿石资源投资，即便遭遇一些挫折，也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完善，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二是要在国内进行铁矿石资源储备。要抓住每次国际市场铁矿石跌落的大好时机，逢低买进，建立我们的铁矿石资源战略库存储备。这种库存储备，包括国家库存与企业库存两个方面。三是要适度调整国内建筑结构，在大城市商厦和公用设施建设中，要鼓励甚至强制推行钢结构建筑，以增加未来国内废旧金属产出量，逐步减少对于进口矿石依赖。钢结构建筑，虽然初期建设成本较高，但考虑到环境保护与资源保障，算长远大账还是划得来的。

　　五、继续提高的钢铁产需意味着环保压力增强

　　钢铁产业是一个高污染行业。近年来华北地区尤其是唐山雾霾笼罩，与钢铁企业密集有着直接关系。而继续提高的钢铁产能，当然意味着更多地环境污染，意味着中国环保压力的增强，必须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主管部门将产能严重过剩，作为中国钢铁产业最重要的调控目标，竭尽全力与之进行“风车博弈”，这实在是选错了主攻方向，放过了最危险的“敌人”。其实，现阶段中国钢铁产业的最大问题不是所谓产能严重过剩，而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化解产能过剩，可以借助价格与亏损机制，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而严重环境污染的解决，则必须依靠政府主管部门，依靠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依靠行政手段。因此，中国有关部门应当改弦更张张，把主要调控精力放到环保上来。

　　鉴于中国钢铁产需量规模巨大，占据了全球总量的几乎一半，整体污染状况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所以中国应当实施比较发达国家更加严格的钢铁环保要求，而不是相反。

　　当务之急是要严格环保执法力度。对于所有钢铁企业，无论所有制如何、规模大小、上交利税多寡，主管部门都要一视同仁，严格按照排放标准进行考核，实施奖惩，决不允许“法外施恩”。此外，严格环保执法，亦要全国规定同一尺度，不能不同地区有显着厚薄差异。只有在“一碗水端平”的情况下，才能够迫使全国钢铁企业普遍增加环保投入，并将所提高的环保成本通过产品普遍涨价而得以转移，使得环保行动具有经济基础，最终持续下去。否则，加强环保的“老实企业”就会吃亏，将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局面，最终演变为环保执法的普遍抵制。

　　严格环保执法，势必会导致一大批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致使一些企业关停，由此产生失业与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缺失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需要进行产业置换，要化堵为疏，实施“给出路”政策。目前产业置换的主要方向之一，应当是国民经济的短板——环保产业，包括环保技术研发、关键环保材料生产、环保装备制造与安装等多个方面。具体而言，是要将部分钢铁企业转换成为环保企业，将部分钢铁产能置换为环保产能。通过相关产业转换，实现钢铁大省、关停大市，向环保大省、环保大市的转换，将挑战转换成发展机遇。在过剩钢铁产能置换为环保产能过程中，需要国家层面予以积极支持与促进。

　　1.环保项目安排上进行倾斜。进行部分钢铁产能向环保产能置换，需要国家层面在实施环保投资规划过程中，对于钢铁集中地区，予以更多环保项目安排，予以更多的环保资金投入，进行最大限度政策倾斜，最终实现上述地区部分钢铁产能向环保产能转变，将地方经济支柱由钢铁产业变身为环保产业，实现钢铁大省(地区)向环保大省(地区)的转变。

　　2.贷款、税收方面实施优惠。推动过剩钢铁产能向环保产业置换，还需要在信贷与税收方面实施优惠政策。对于环境保护的全产业链，包括环保技术研发与引进、环保装备生产、 环保设施安装与使用等各个环节，诸多参与转型企业，要满足贷款需求，调降贷款利息，优先融资上市;要减免税收;要将所收取的巨额排污费中的很大部分，进行产业置换奖励;要予以巨大财政补贴，实施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最积极的财政政策。

　　过剩钢铁产能向环保产能置换，实在现国民经济结构的削长补短，获得合理调整的同时，还可以推动一个强大环保装备制造业的崛起。而一个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由此派生出机械、施工、安装、建筑、物流、日用品等多个方面消费，又可以为钢铁需求创造新的增长空间，最终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