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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短期企稳但中长期挑战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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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短期无忧  三季度实际GDP增长率回升至7.8%,显示宏观经济已经企稳。这既得益于新一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将“稳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也得益于国务院明确了稳增长的“…

中国经济短期无忧

  三季度实际GDP增长率回升至7.8%,显示宏观经济已经企稳。这既得益于新一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将“稳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也得益于国务院明确了稳增长的“底线”后出现的市场预期改善和信心修复。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两个季度不出现大幅摇摆,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反弹应该可以持续到2014年年中。预计2013年全年GDP增长率将达到7.7%左右,2014年则略升至7.8%左右。

  中长期挑战愈益严峻

  然而,今后几个季度GDP增长率的回升可能只是中国经济自2008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下降周期中的昙花一现。以下三大挑战可能令中国经济在3-5年之内发生剧烈调整。

  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正在快速侵蚀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非常有可能导致国内相关产业在五年内急剧衰落,造成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受此影响,我们估算,今后5年,我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可能会减少5000万。

  固定资产投资在巨额基数之上的高增长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即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目前的20%逐步降低到2018年的10%,今后三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也将达到180万亿元,而今后五年则达到340万亿元。这不但将很快超出现有金融体系的融资能力,而且我们也很难寻找到足够数量的、具有盈利能力的投资项目和标的。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可能在五年内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对经济增长率高度敏感,今后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滑很可能导致工业企业(尤其是国企)出现大规模的亏损、倒闭与破产,并对就业、税收、银行资产的质量、资本市场、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社会安定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政策组合减轻经济大波动冲击

  我们担心,即便我们立即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中国经济依然难以避免在2016-2018年间出现一次大幅度的调整与波动,因为我们也许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兼顾经济中的多重目标。对此,我们决不能讳疾忌医,而是应该未雨绸缪。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在经济大波动到来之前,尽快推动一系列“稳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的改革与政策组合,一方面通过“稳增长”来为“调结构”买时间,另一方面通过大力“调结构”来尽可能地减轻经济大波动对金融体系及社会稳定的冲击。

  具体来讲,我们建议:

  抓紧实施促进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改革与开放措施(如在服务业放松管制、切实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新技术、新行业、新的商业模式的应用和推广、放松对民营经济的束缚等等),在经济大波动到来之前尽可能地培育和发展“新经济”部门,以便在传统经济部门不得不调整之时,使“新经济”部门能够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起到更大的承接和维稳作用。

  尽可能拖延经济大波动到来的时点,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新经济”的发展壮大“买更多时间”,这其中最关键的是通过金融业放松管制(尤其是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拓展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模式)以及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如切实落实“新三十六条”)等改革举措为今后几年的巨额投资提供足够的融资。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通过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帮助他们建设基础设施来消化吸收国内传统行业存在的巨大过剩产能,为“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

  立即着手研究和建立一系列应对措施与制度建设,以降低经济大波动对金融体系与社会稳定的冲击。这包括:首先,积极拓展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尽快降低经济发展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将银行体系所承担的过多风险通过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分散到各种其他类别的更适合承担更大风险的融资模式中去。其次,抓紧清除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高风险因素,或将高风险因素通过制度安排分散在更久远的未来(如将部分为纯公益项目融资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国债化),避免各种风险集中在今后3-5年爆发。第三,建立危机缓冲或止损机制(如成立存款保险公司等)。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涵盖所有类别就业人口的失业救济金制度,以便使经济大波动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减轻其社会冲击。

  应该在舆论层面上调整决策者、学术研究人员及公众对改革的预期,防止将来经济大波动爆发时大家把改革作为“替罪羊”。我们要强调,改革不能避免这场大波动,而只是有可能推迟其发生的时点或者减轻其对金融体系和社会的冲击。无庸置疑,改革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和加大对外开放肯定会增大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不改革,我们是否就能避免这场经济大波动?我们认为,不管改革与否,这场长期被拖延的周期性与结构性并存的经济大调整可能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将来不应该把改革当作大波动的“替罪羊”。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届时大家视这一轮改革为经济大波动的“替罪羊”的话,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各项改革与开放措施届时就非常有可能被全盘否定,进而出现体制倒退的现象。果真如此,这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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